搭建完了政体，赵匡胤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教育改革。正是自此开始，中国才有了真正的科举。
其实，宋朝之前就有所谓的“科举”，但那只是个形式，可不是什么人想参加就能参加、参加了就能考上的，你就是才高八斗、文曲星下凡都是白搭。
这就要说到一个利益阶层——士族，宋朝以前，历朝历代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职均为门阀士族把持，这似乎已经成了传统。士族占有着大量的土地，还都有私人武装，如果士族不支持皇帝的想法，中央政令是根本施行不了的。
处处掣肘的皇权，不得不时时寻找国家利益和士族利益的平衡点，艰难施政，否则就有可能直接翻车。士族会更换皇帝，甚至更换整个王朝，典型的就有施行井田制的王莽、重用寒门庶族的南齐萧宝卷、实施科举制的隋炀帝杨广。
士族这个东西得从汉朝开始说起。刘邦建立汉朝以后，给开国功臣们封了世袭爵位和大量土地，好让他们死心塌地辅佐自己的刘氏江山。
对于这些人来说，当然是希望自己的权力、财富、土地都能够永远传承下去，于是开始了内部通婚，用门第、族望等方式来互相绑定，以此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就这样，一个利益交织、彼此保护的权贵集团诞生了，这便是士族门阀。
而皇帝们要想加强皇权，就必须削弱士族势力。于是一代代皇帝们尝试了各种办法，试图绕过士族，从基层选拔官员。
汉武帝时期开始施行察举制，大致的流程就是地方官员经过考察判定，定期向朝廷举荐一些孝顺廉洁人品好、有工作能力的人出来做官。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判断一个人孝廉与否、能力强弱的主观性太强，很容易被人钻空子。士族开始玩起了套路，今年你推荐我儿子，明年我推荐你儿子，到头来当官的还是那帮人。就这样，皇权削弱士族的第一招，推荐选拔制失败了。
士族就代表着势力，就代表着身份，所以我们看汉末的《三国演义》的时候，人们一见面就牛皮哄哄，说我家“弘农杨氏四世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等等，然后对方就无比尊敬，开始给你安排上座。
既然动不了士族，皇权就顺水推舟地开始妥协。为了获取士族支持，曹丕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就是只根据士人的家族门第、官位大小来确定品级，确定能占据多少规模的田地，这就把士族特权以法定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到了两晋，司马家本来就是“河内司马氏”的士族门阀，它更加大力推行这项制度，使得士族在两晋走向了巅峰，甚至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垄断寡头政治的局面。
到了唐朝，唐玄宗想通过培植新兴军事贵族来对抗士族，他设置了河东、河西、北庭、剑南等十大节度使，给军人更大的权力来争夺朝堂话语权，希望二者互相牵制、互相制衡。
不过李隆基玩砸了，李隆基扶植安禄山、哥舒翰等人是为了分权；士族这个敌人很强大，相应地，被分权与之对抗的军人势力也跟着坐大。权力越来越大的安禄山，被李林甫、杨国忠为首的士族搞烦了，就掀了整个朝廷的桌子，由此爆发了“安史之乱”。
随后大唐由盛转衰，宣告了皇权试图削弱士族的第二招，新兴军事贵族的平衡方案失败。
唐朝也希望通过用科举来打破士族体系，但是士族也很有对策。
在唐代，你要是想参加科举，要么得在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六大高等学府读过书，而这六大学府对出身要求严苛，想上国子学你爹至少得是朝廷三品官员，上太学、四门学你爹得是五品官员。
进不了这六大学府的也可以由地方推荐，但那也是遥遥无期，每年的身份审核过关率仅仅只有十分之一。而且就算你有了考试资格也没用，唐代科举考卷上的名字是公开的，考官看一眼你的名字，就能知道你是不是士族门阀的子弟。
那老百姓还有没有机会通过科考呢，有，但非常之难。你得先和士族签订“卖身契”，走上那么一轮的“行卷”与“公荐”，而唐朝科举最大的漏洞就隐藏在这里面。
所谓行卷，是指士子们在考试之前，先去设法拜访达官显贵，投上名帖和习作希望能得到赏识，韩愈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写道：“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这描述的其实就是行卷的屈辱经历。
所谓公荐，是说士族公卿如果看中哪个士子，就征召他做门生，然后向主考官推荐这名士子，这样科举及第的可能性就会极大，而这个士子以后就是士族门阀的人了。
行卷与公荐在唐代都是合法的，士族们就可以借此影响科举结果，比如博陵崔氏的崔雍、荥阳郑氏的郑颢名盛一时，人称“崔郑世界”。
在《长安三万里》电影里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李白、高适求公荐而不得的痛苦煎熬。“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现在知道李白为什么非要给那个近两百斤的玉真公主当男宠了吗？不认个好靠山，平民科举基本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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