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义手下的高官们是来了去、去了来，萦绕在朝堂之上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北伐。
高梁河之战的失败成了赵光义心中的一根刺。自那以来，他经常组织军事演习，也常在大阅军的时候亲自下场骑马射箭，极力表现出英明神武的模样，来挽救自己的形象，然而他心里清楚，只有北伐，只有用一场大胜才能洗刷身上的耻辱。
但是在大宋朝堂上，上次战败的阴影还未消散，主和派始终很强势地在强调要与民休息、要休兵止戈，赵光义也只能在压抑中等待，因为他还需要一个能名正言顺的出兵理由。
终于到了雍熙三年（986年），北面传回来的情报让赵光义大为振奋。雄州知州贺令图上表，说：“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此时的辽国，以前励精图治的皇帝辽景宗病死了，接替他的是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小孩耶律隆绪；真正管事的是太后萧绰，也就是后来评书演义里经常出现的承天太后萧燕燕，时年也才二十九岁，辅佐她的是娘家萧氏一族。让汉人们瞠目结舌的是，辽国太后居然在丈夫尸骨未寒的情况下，就急不可待地与顾命大臣韩德让双宿双飞。
听闻辽国状况，赵光义不由得心花怒放，在他看来，辽国主少国疑、外戚干政，后宫临朝、淫乱宫闱，这无疑是标准国家即将灭亡的征兆，也是大宋千载难逢实现统一的机会。他自信满满地对群臣说：“天予弗取，必受其咎。辽国已现亡国之征，这是老天在给大宋机会，我们厉兵秣马等着就是今天。”
当然贺令图提供的情报是真的，但我们要说，赵光义这个判断很有问题。首先，萧绰女主临朝在辽国的法统性上根本不会引起朝局争端。在契丹民族传统里是允许家族的女性长辈管家的，而且她的摄政也是接受了辽景宗遗诏安排，同时她更得到了辽国贵族的鼎力支持，所以政局丝毫没有因为皇位传承而出现动荡。
其次，萧绰并不是普通的什么文盲妇女，她极有政治手腕和决断能力，是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辽史》记载，其“明达治道，闻善必从”，在她的领导下，辽国朝廷政令通达，政务井然有序。
萧氏的这帮外戚也没有去搞什么争权。人家辽国政体就是这样，耶律阿保机在立国之初就约定萧氏一族永为后族，和耶律氏共享天下，所以萧氏不光是高官厚禄大权在握，而且也是世代传承，这时候也就没必要再去冒风险去争皇位。
最后，所谓的太后与权臣关系暧昧秽乱后宫，在汉族文化里是有悖人伦、大逆不道，可在那个儿子娶后妈、嫂子嫁弟弟的草原民族，这种事情实属正常。而且那韩德让也是精明强干、文武双全，在萧绰与韩德让的亲密配合之下，辽国不仅未见亡国之相，反而逐步变得更加强大。
这其实就是拿着绯闻当情报的赵光义把形势预判错了，他以为所谓那些向心力缺失、执政混乱的亡国征兆，其实并不适用于茫茫草原上诞生的辽国。文化不同、习俗不同，认知也就不同，同样事情所导致的结果也不同，你拿中原的那些东西去生搬硬套，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但是随着赵光义的借势宣传，主战派大臣岳州刺史贺怀浦以及文思使薛继昭、军器库使刘文裕、崇仪副使侯莫陈利用等人也纷纷上奏附和，一时间开战之声响彻朝堂。
眼看舆论造势的目的已经达到，赵光义下诏倾全国之力征召大军二十万，兵分三路分袭幽云，史称“雍熙北伐”。
让我们先来看看幽云区域的地形，这里内部纵跨着一条巨大的太行山脉延绵不断，以这条山脉为界，西边坐落着山后九州，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山西北部；东边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上分布着山前七州，大概就是现在的北京和河北中部。
其中山前七州的核心在幽州，山后九州的关键是云州，二者分别卡住了太行山中几条主要的东西通行要道。
东路军十万人由名将曹彬统领，目标直指山前七州。此次攻辽，赵光义也是吸取一定教训的，命令曹彬他们出雄州后先取重镇涿州，涿州是幽云地区南端的城池，正好卡在山前地区簸箕地形的口部，收复这里就可以防止辽军像上次那样锁死自己，同时这里也是宋朝自雄州向北输送粮草的关键节点。
中路军五万人由田重进指挥，目的是控制太行山一线。他们自定州（今河北保定定州市）北上，出飞狐口（今河北涞源），意图建立起东中西三路大军的呼应通道。
西路军五万人由名将潘美担任统帅，杨业担任副帅，意图是拿下山后九州。大军出雁门关一路北上，直取云州（山西大同）。
随着三路大军的同时开拔，赵光义下令征集全国粮草从雄州、涿州一路顺行向北运输，给养三路大军。
赵光义明白，此次大战的关键就是东路军，另外两路大军都是通过东路军和大宋本土建立起联系、获得给养的，如果东路军的战场路线被对方占据，那么西、中两路大军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取得再大战果也没有实际意义。所以此次东路军的军力最强，所率将领包括崔彦进、米信、杜彦圭，可谓名将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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