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宋的西北边境，党项人打过来了。
雍熙四年（987年）二月，党项首领李继迁率领部众攻打夏州等地，一时间西北告急，背插三根赤翎的金牌急脚递踏碎烟尘，来回穿梭于西北官道之上，告急的文书层层叠叠，摆满了赵光义的御案。
说起这个党项民族，是从西羌族的一个分支演化而来，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朝，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原始的游牧部落，唐朝时，经过隋文帝和武则天时期两次内迁，党项逐渐集中到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一带。
唐末黄巢起义时，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出兵帮助皇帝平叛，立下大功，于是唐僖宗赐拓跋思恭为“定难军节度使”、夏国公，赐姓李。至此，党项拓跋氏集团正式有了领地，成了名副其实的藩镇。
后来唐末天下大乱，党项族新的首领李思谏在众多唐末势力中选择倒向了朱温。朱温建立后梁后，就对党项部族非常优待，李思谏趁机又控制了盐州，党项人当时控制的地盘已经包括了现在的陕西省北部、甘肃与宁夏东部及内蒙古南部等地的偌大范围。
到了后唐、后晋争霸的时候，那时的党项首领李彝殷选择了投效石敬瑭，结果又一次押对了宝，在石敬瑭建立的后晋存续期间，党项部族再一次获得了发展的机会。
李彝殷去世后，其子李光睿继位，之后李继筠继承。他们都及时向郭威、柴荣和赵匡胤分别第一时间宣誓了效忠，不仅四时上贡而且配合宋军出兵北汉，党项民族也就一直牢牢掌握着西北一隅。
纵观党项的发展历程，这个起初非常弱小的民族之所以能从当时奚、吐浑、鞑靼、突厥等众多少数民族中脱颖而出，能持久地拥有一片生存繁衍的土地，还能不断地发展壮大，根本原因就是擅长政治投机。在唐末到宋初的大乱世里，政权更迭不断，党项总能把握最佳时机投靠到最后的赢家，除去运气成分，这所依仗的就是首领对时局的正确分析和对未来的精准判断。
到了赵光义时代，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李继筠死了，接替是他的弟弟李继捧，但过了还没有两年，李继捧就来到汴京朝见皇帝赵光义。他的来意很简单，向皇帝送“礼”，而且这礼物是相当的大：献出党项人世代居住的五州之地，也献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党项人。
李继捧可不是一个有权不要、有福不享的傻子，是党项人真的真的太难管理了。这里不像是中原，民众经过多代王朝的思想教化，人们会认可中央体系衍生出来的职位权力，只要你是个官，群众就服服帖帖。
相反，这里民风彪悍，实施的是部落酋长制度，你即便是继承了定难军节度使这个党项人首领职位，最终还得拿真本事说话。干得好，那大家认你，干得不好，那被部落联合撵下台、甚至被杀都是正常，以前李思恭的孙子李彝昌就是这么被搞死的。
这个李继捧碌碌无为当了两年节度使，什么成绩也没干出来，到头来说话也没人听、干事也没人跟，就只能天天待在家里生闷气，后来又听说有几个部落要谋害自己，他吓得赶紧投奔赵光义来了。
李继捧的想法很简单，既然这帮无法无天的党项人天王老子来了也管不了，自己与其在西北担惊受怕当个受气包，还不如到开封安安稳稳享享福。说白了，这不是什么是来真心归降的节度使，而是个来寻求政治庇护的逃难者。
而对于李继捧的所谓献地献人，赵光义却是非常高兴，他觉得这是个建功立业的机会。西北这片地方，宋朝一直是民族完全自治化的羁縻统治，平时也就象征性地收点税而已，无法实施郡县制。如果真能把这片西北土地进行郡县化治理，那么这里不光是一个新的财源，更重要的是将会提供一个广袤的养马场，能为大宋提供源源不断的战马。
对于党项的贵族，主要是李家族人，赵光义实施了招抚政策，许诺只要来到开封，就都给大房子住，都给高官厚禄。对于这些，大部分安于享乐的贵族是欣然接受的。
对于党项部众，赵光义询问李继捧该如何管理，李继捧迟疑良久回答道：“羌人鸷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意思就是说，党项人不好管，中原王朝只能对党项人搞象征性的羁縻管理，而党项首领也只能对党项各部落也搞羁縻，所以建议你赵光义继续搞羁縻。
对于这种言论，赵光义那是根本不屑一顾。他觉得，你管不了是因为你没本事，换我赵光义就一定可以。于是，赵光义派了一堆上下层级的官员，带着一队队的兵，去党项地盘直接搞接收了。
这些官员到任了以后就开始大力推行郡县制改革，以前的酋长负责制改了，现在辖区大大小小的事务改由行政长官负责；以前的免交赋税也改了，现在家家户户都要缴税和服徭役；以前所谓的部落牧场也没有了，现在由中央统一管理规划养马。这就激起了党项部族的激烈反抗，但他们都是各干各的，没有一个能领头的人，形成不了统一的抵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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