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是废了，革新派也被撵出京城了，但是国家的弊病是一个没少还摆在那里，现在的国库都空得见底了。怎么办呢，有病那就还得治，就这样，皇帝再开了天章阁，召集来了群臣，一脸悲戚地说道：“国家现在的问题我也都明白，养军、养官的负担过重，国家财政支出难以支撑，而且承平日久，官员人浮于事，整个行政体系效率低下，改革是必然的，诚恳向大家问计。”
然而见过了范仲淹们的下场，此时新的执政团队哪里还敢拿出大刀阔斧的改革方案。但是皇帝又在后面逼着，最后宰相文彦博、枢密使庞籍、翰林学士张方平憋了好几个月，最后拿出了一个裁军的计划，把改革的利刃举向了最底端的士卒们。
在接下来的皇佑初年，朝廷下诏裁汰河东、陕西、河北等多路冗兵，“超龄、力弱者遣回乡务农”。这次的重开天章阁，朝廷的最大收获就是成功裁掉了七万多士卒，“岁省缗钱二百四十五万”，让财政稍微省了点钱，但这只是隔靴搔痒的短暂措施，国家本质的积弊依然都还在。
整个皇佑年间，黄河在多处发生决口，朝廷不得不花钱赈灾；转眼到了至和三年，黄河这位祖宗又在六塔村撕开个血盆大口，朝廷赈灾的银子跟倒进无底洞似的。等到嘉佑元年，赵祯终于悟了：这个国家已经容不得再得过且过地混下去了，必须要拿出有力措施，予以整治。
于是乎，史上最豪华的补锅天团闪亮登场：富弼当了宰相，欧阳修做了翰林学士，韩琦拜为枢密使，包拯任为御史中丞。
要论行为艺术，还得看咱们鼎鼎大名的包拯断案。京城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素来都是难以治理，但咱包老黑根本不在乎谁是谁的谁谁谁。某日某皇亲的马车在马路上横冲直闯，老包二话不说抡起铡刀就要表演现场执法，吓得围观群众直呼："包大人，使不得！这人可是皇帝家亲戚！"老包眼睛一瞪："本府铡的就是这号人！"从此开封府的交通秩序好得能让现代交警羞愧辞职。
宰执班子里还有参知政事王尧臣、曾公亮，枢密副使程戡、张昇，这些人也都是当时公认的能臣干臣，嘉佑年间的人才之盛，让历代史家都赞不绝口。当时人们都说朝中有“四真”，富弼是“真宰相”，欧阳修是“真翰林学士”，包拯是“真中丞”，胡瑗是“真先生”。
此时，治理国家弊病的重任就落在 “真宰相”富弼的身上。这时候的富弼不再是庆历时期那个三十来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而是早过了知天命的年龄。
在多年郁郁不得志的外放生涯里，每个寂寥的深夜里，富弼都在秉烛沉思、在一点点感悟着，慢慢地，他领悟清楚了四个字——“因势而变”的道理。
上一次的失败宛如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让富弼彻底清楚了，要想大刀阔斧地建设一个理想的大宋，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坚定不移地支持，而自己的君主只是个懦弱的人。皇帝想要的不是一个能开天辟地、继往开来的大宋，而只是一个能维持运转下去的国家而已，那么现在自己所能做的，也顶多是个帝国的修补匠。
他的新搭档韩琦，此时也和他有着同样想法。随之改变的是两人的性格，他们都不再像以前那么急躁冒进、锐气凌人。在以前的庆历年间，富弼、韩琦是高高在上、“礼绝百僚”，而现在的他们都是平易近人、“折节下士”。
嘉佑之治的国家治理，不像庆历新政的铺天盖地般的声势浩大，也从来没有什么体系和纲领，而是哪坏修哪、零零散散，低调得都几乎没有引起史学家的关注。
嘉佑元年（1056年）四月，朝廷出台了限制通过祖辈补荫来获得官位的新办法，“自是每岁减入流者无虑三百员”，这实际上就是范仲淹“抑侥幸”的细则化。
嘉佑二年（1057年），朝廷正式颁布了针对转运使、提刑官等地方官吏的年度考核办法。这是对范仲淹“明黜陟”的具体实践。
嘉佑二年（1057年）十二月，朝廷下诏，以后的进士录取人数减半，且对考试科目进行改革，增加了时政策论和经义理解的内容，更加突出实用化、突出考查学生能力，这其实就是范仲淹“精贡举”的科举考试改革内容。
嘉佑三年（1058）十一月，朝廷诏令全国各路转运使详细筛查出可以减免的徭役，加以统计后进行了全面减免，光嘉佑四年一年就“省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三人”的徭役人数，很好地减轻了百姓的差役负担。这正是范仲淹的“减徭役”新政的实践操作。
嘉佑四年（1059）八月，针对普遍存在的征收田赋不均问题，朝廷诏令各州县重新丈量土地，然后根据各户实际所占土地亩数调整税额，但很快受到了部分朝臣和大量富户的反对。最后这项诏令只在部分州县推行，并未在全国进行大范围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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