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就是嘉佑之治的特点，任何一项政策的执行，只要阻力稍大就会立即停止；而对于一些牵涉各方利益太深、太广的“择官长”“均公田”等内容，富弼的宰执班子从来不去碰触。
值得一提的是嘉佑年间对法令重新梳理和建立，这其实是范仲淹“重命令”新政的延续。比如嘉佑元年的《嘉佑禄令》，确定了每一级别官员的工资待遇，以法条的形式防止官员多拿多占。
嘉佑二年五月，修订出台了《殿前马步军司编敕》，这是一部关于军事司法的法律，有效防止了出现问题以后军官的扯皮推诿。
嘉佑二年八月，在韩琦的提议下，朝廷对全国的法律法令进行了统一梳理，并颁布了统一施行的刑法典《嘉佑编效》、民法典《续附令敕》、继承法条《遗嘱法》，同时废掉了大量过时的法律，让全国人民真正有法可依。
除此之外，嘉佑时期的朝廷还颁布了关于武将如何升迁的《三班院编敕》，关于规范考试的《科举条制》、关于公务怎么报销的《嘉佑驿令》等多条法律。
这些措施是切中时弊的好手段，富弼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智者，年届花甲的他既不热血沸腾叫嚣重来庆历新政，也没有气馁地放弃曾经的理想，他只是安静地做着事情。
他当然知道这个世界就应该变成好兄弟范仲淹描绘过的那个宏大蓝图里的样子，但是他更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残酷。那个年轻时曾经的理想，不光他自己做不到，而且其他任何人也实现不了。而如今，为了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他带领着他的团队，尽了最大的力。
宋朝这座四处漏风、风雨飘摇的房子，经过富弼这些泥瓦匠的修修补补，终于又能立起来遮风挡雨了。
嘉佑年间富弼团队的有效治理，又让大宋重新绽放出活力，全国达到1246万户，比起真宗时期人口净增长379万户，这增长的户数几乎相当于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总户数，而这段时间就是被后人广为赞颂的“嘉佑之治”。
与此同时，新一轮变法也在其中萌芽着。嘉佑三年（1058年），年轻的王安石进京述职，他结合自己在鄞县、舒州、常州多年地方官的经历，作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了激进的变法主张。他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所有积弊，并以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至覆灭的事实为例，要求立即全面变法。
毫不出乎意料的是，咱们的皇帝没有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但是宰相富弼很是喜欢这个桀骜不驯的年轻人，似乎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馆阁之职，请他来中央工作，但都被王安石推辞了。士大夫们以为王安石无意功名，哪知道王安石是个“倔千里马”，他知道现在的朝廷并不是自己的用武之地，不遇真正懂自己的伯乐绝不出山。
就在赵祯执政的这个关键时期，大宋的北方边境上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幸运的是，我们的皇帝和富弼的宰执团队很好地做出了应对。
党项人从最一开始的夏州附近的一小块地方，一点点慢慢扩张，直到疆域足够大到占据住了整个西北，终于让宋朝人发现了他们的狡诈图谋——收关税，卡死关口征收那些本属于宋朝人的钱。
不像后面明清的闭关锁国，赵祯时期的思想是极为开放的，打开国门、包容并蓄的重商文化是当时的主流思想，这让宋朝的商品经济高速发展，逐渐摆脱了农业的束缚，毫无争议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按1990年的美元基准，宋朝的人均GDP在 600美元，这项世界纪录一直到西方工业革命后才被打破，保持了五百年之久。
当时，欧洲和阿拉伯地区的人们需要大量进口宋朝的瓷器、丝绸、茶叶以及大量的手工业制品，商队从茫茫戈壁而来，穿过狭长的河西走廊，再渡过黄河，就来到了大宋境内采买货品。一直以来大宋倡导自由贸易，主要靠卖商品赚了不少钱，但是这到了赵祯执政的后半段，事情慢慢就发生了变化。
嘉佑时期，随着西夏向西向南的扩张，不断侵占吐蕃和回鹘的地盘，党项人逐步全面占领了河西走廊，在宋夏交界处设置了西平军司设卡收费，在河西走廊西端的伊州（今新疆哈密市）设置了黑水镇燕军司，在宋辽夏交界的地方设置了黑山威福军司，彻底卡死了这段沟通东西的商路。
商队想绕过去是不可能的，这片区域南面是缺氧的青藏高原，北面是风沙万里的戈壁无人区，欧洲人、阿拉伯人也只能拿出相当一部分货款去缴了关税，剩下的钱才能用来购买货品，这就导致宋朝在贸易上赚的钱一下子就少了很多。后世总有人说西夏就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拦路抢钱团伙，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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