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士大夫们看来，这就是死谏的英雄人物啊，大臣们顿时群情高涨，掀起了一轮反对称“皇考”的高潮，大有彻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架势。
怎么办，新皇上任的第一把火如果就此被浇灭了，那威望何在？初为人皇的赵曙再一次陷入了痛苦。
那一晚，青花烛台在御案上投下摇晃的光影，赵曙的手指反复摩挲着《开元礼》的绢页，却始终停在"为人后者为之子"那一行。殿外寒风呜咽，仿佛满朝文臣的窃窃私语：“陛下，岂可忘仁宗之恩？”案上摊开的是司马光呈上的《濮王典礼议》，墨迹森然，字字如刀：“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复顾私亲。” 他猛地合上奏折，胸口剧烈地起伏——“原来所有人都在反对我”。
他终于深切地知道，自己必须拉一个盟友了——这个人选只有一个，那就是韩琦。韩琦是三朝元老，在朝中威望极高，且手段强硬——“他比太后更狠，只有他，能替朕对抗整个士林”?
此时，年届花甲的韩琦早已不是以前充满虚妄梦想、懵懵懂懂的愣小子。经历过庆历新政失败的他，亲眼所见了范仲淹的落寞，他深深地明白，要想稳固地位，要想干成大事，必须要有皇帝这个大领导的支持。
在那天清晨的单独召见中，面对皇帝请求结盟的殷切眼神，韩琦默默点了点头——我同意。自此，他坚定地站在了皇帝这边，拉着欧阳修等一帮弟兄们直接和台谏们开了战，成了名副其实的“皇考派”。
事实上，找大领导结盟当然没问题，但是与范仲淹、富弼相比，这韩琦还是不够聪明，不懂得中庸的处世之道，这就让他日后慢慢陷入了困境。
在面红耳赤吵了好几架之后，眼看实在是辩不过台谏这帮职业辩手，韩琦就动起了歪心思——你们不是一直是拿礼法说事嘛？那我就釜底抽薪好了。
几天后，朝廷下了令，大家都不要吵了，咱们让专门负责朝廷礼法的权威机构太常寺来给个定论。
这在大臣中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个太常寺是隶属于中书省的部门，顶头上司就是宰相韩琦，“皇考派”不就是明摆着想玩自圆其说嘛？
不过事情发生的转折却是让人措手不及，太常寺卿范镇是韩琦提拔的不错，但却是个有自己想法的牛脾气。
接到命令后的范镇生怕夜长梦多，不等韩琦给自己打招呼，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第二天一大早就呈报了太常寺的结论：依据《礼记》，建议尊濮王赵允让为“皇伯”，其他的包括称帝、称皇考、上帝号牌位、升格陵园，所有都是错的。
还没反应过来的韩琦直接就懵了，咋回事，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出了这个事情？他气急败坏地把范镇喊到自己面前，张口结舌了半天，千言万语的愤怒最后只能化成了一句话：“谁让你们这么急着交报告的？”
范镇挺着胸脯直接给怼了回去：“我们做臣子的，只知道竭力服从皇命，生怕慢了误事，难道办事快了也是错吗？”这一下，当场把韩琦给噎得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搬了石头砸了自己脚，韩琦只能是装傻充愣，拖着不公布结果。
另一边，台谏官们也是立马知道了这回子事，于是赶紧乘胜追击。御史吕诲直接开骂宰执团队，说自古至今还没有见过哪个朝廷经常朝令夕改，拿着自己说过的话不当回事的，真是不知羞耻；谏院的司马光把矛头直指韩琦，说这是少有的蛊惑圣心的奸臣。
在这“濮议之争”第一阶段的争斗中，韩琦和他的伙伴们落尽下风，只能闭嘴任他们骂，而爱惜羽毛的皇帝只是一直在后面静静看着。
态势的变化在于一场大雨，让矛盾彻底激化，刺激得皇帝最终亲自下了场。
一个月以后，整个河南地下了一场连续十几天的暴雨。暴雨引发了洪灾，积水漫过了屋顶，没过了树梢，让开封城陷入了一片汪洋，最遭罪的当然是老百姓，光开封城的街道上就捞出来了几千具尸体。
皇宫里面当然也是洪水横流，护卫们只能是通过加高墙围、不停地往外抽水，来尽力降低水患损失。可赵曙已经被吓傻了，他居然下令开西华门放水。
结果可想而知，里里外外都在下雨，而且宫外的水位比里面还高，门一打开，洪水是巨浪滔天、奔涌而入，冲垮了几排房屋，淹死了几十个宫人。
赵曙吓坏了，这种末世景象他是闻所未闻，他幡然醒悟，这是上苍的警示啊，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他赶紧下达了罪己诏，说自己太年轻了，没有什么做皇帝的经验，如果做得不好，请老天爷要多多谅解；然后让臣子们有啥说啥，赶紧给自己提意见。
司马光、吕大防等一群台谏官们这回可算是逮到机会了，他们立即上书响应，直陈皇帝宠信奸臣、不纳谏言、不尊先皇三大错误。
一开始还好，赵曙表现出了广开言路的虚心姿态，但是几天后，随着洪水的退却，回过味的赵曙又不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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