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正值旧党清算新党的敏感时期，苏轼这话明显很不合时宜，果不其然，立马就有人把他定为了王安石的遗毒。而苏轼就成了一个旧党排挤、新党不爱的夹缝人物，马上就开启了他过山车一样的贬官之路。
元佑六年（1091年），年近花甲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任五品的颍州知州。在这段时间里，他寄情山水，创作了多篇文学作品，包括着名的《秋阳赋》《洞庭春色赋并引》和《酒隐赋并叙》，这些作品被称为“苏轼颍州三赋”。
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苏轼再遭贬官，官职是个八品的惠州安置。这里本来是宋朝的蛮荒之地，但一向乐天派的苏轼在这里也是不怨不艾，仍然是踏踏实实做着本职工作，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比如那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还有一首《纵笔》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士轻打五更钟。”描写自己在春意中酣睡的惬意。当时的宰相章惇看到后说：“原来苏东坡还能过得这么舒服！”于是发出了再贬苏轼到海南的命令，任职从九品的儋州别驾，这是一个几乎不入流的小官。
苏轼心里明白，贬谪海南是仅比杀头轻一等的处罚，他做了赴死的最坏准备。他把所有的家人留在惠州，只带着小儿子前往。
在儋州生活的艰难困苦，远远超过了苏轼的预期。刚到的时候，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几乎是三天饿九顿，他只能自己动手搭建茅屋，并自命为“桄榔庵”。即便落魄如此，他也没有显得有一丝颓丧，在儋州，他自耕自种、酿酒自饮，过着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他开办学堂亲自授课，他的学生姜君弼成了海南第一位考中举人者。
这就是苏轼，不管人生遇到了什么起起落落，永远坚持真理，永远用最乐观的姿态安然面对。你把我贬到颍州，我在西湖岸边荡舟垂钓；你把我贬到惠州，我也能吃着杨梅、荔枝开心快活；你即便把我贬到儋州，我也能坦然接受，传道授业推动当地文明进步。
苏轼的人生豪迈只能由他自己评述，这首他描写自己的诗词最为贴切：“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就是那个坚持真我、一身才华的苏轼，在变法权力更替的浪潮中，被命运抽打得体无完肤，最后只能悲惨度日。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苏轼的好同学、嘉佑二年一起考中的同年进士——曾布，见风使舵的他在这场变法中有着不一样的人生际遇。
曾布是曾巩的弟弟，但和嫡出的哥哥曾巩不一样的是，他是妾生的庶出，在家族里面那待遇差距还是很大的。在家里常年遭受冷眼的曾布暗暗发了誓：“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哪怕舍弃人格和尊严，我也一定要出人头地，一辈子我再也不要人们看不起。”
20多岁的时候，他考上了进士，但名次不高，所以起步也只是个小县令，按照常理就会在基层蹉跎几十年，运气好的话到老能混个阁衔退休了事。但这个曾布是会走上层路线的，他听说新任副宰相王安石是哥哥曾巩的朋友后，欣喜若狂，赶紧在家疯狂阅读王安石的着作、揣摩王安石的政治思想。
等见到了韩维、王安石一众新党大佬的那天，他口吐莲花一般的表述果然让王安石青眼有加。就此曾布加入了新党集团，而他的职位也像坐了火箭一样飞速飙升，由一名县令升为集贤校理、判司农寺，再到检正中书五房、起居注、知制诰。
这时新法如火如荼，正是用人之际，王安石很快就向皇帝举荐了曾布，把他任命为了位高权重的三司使。曾布为王安石当起了改革急先锋，与另一名变法派重臣吕慧卿一起，陆续制定推行了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等一系列新法。
就这样，曾布在人际关系中一点点的攀爬钻营，逐步进入到了大宋权力的核心。
看上去，曾布的仕途将一片坦荡，除非——他的恩公王安石会出问题，但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赵顼和王安石两人的关系就是千古君臣合作的典范，被人比作大宋的唐太宗和魏征。但曾布却凭借他超强的政治敏锐性，发现了二者之间那不易察觉的裂痕。
熙宁六年（1073）正月十四，王安石按例进宫陪皇帝观赏百戏，然而当他骑马进入宣德门时，却被卫士喝令拦下，还当着王安石的面把马夫痛打了一顿。当时马夫跳起来大喊：“没看见这是王相公的马吗？”卫士们则怒斥：“宰相也是臣子，难道想做王莽？”最后硬是没让王安石的马进去。
这明显就是旧党在找人借机挑衅，事后在王安石的授意下，开封府把卫士们抓来各打了七十大板。这件事很快引起了舆论风暴，新旧两党开始了互喷，而此时最耐人寻味的却是皇帝的态度，按照常理，对于最为依仗的肱骨大臣，皇帝应该呵护有加，会及时下诏安慰，并且责罚卫士，但自始至终赵顼一直保持着沉默，好像事不关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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