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会用免役法多为农民争取佣金，也会在改革中多分割大地主的土地流转给无田户，以此广泛发动起群众的力量，实现变法过程中的群众监督。”
嗯嗯，王相公，你刚刚的总结真的很好，已经领悟出来了改革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就是要统一战线争取人手搞监督的至理，而这也恰恰是你所主持的那场变法的软肋。
下面，再请明朝的大宰相张居正先生发言。
张居正跷着二郎腿微微一笑：“我们的改革在王相公后面，所以我也是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
在我看来，要想做好监督，你得要——‘简单’，有便于去监督执行的法令。
如果啥都想改，什么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保马法方方面面一大堆，那就会让执行过程变得非常烦琐，监督上也会变得非常困难，下面趁乱打劫的人就多，你本来想去造福百姓的改革，到了最后就成了祸害老百姓。
我变法的前夕，明朝面临着政治腐败、税赋混乱、财政破产和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为此，我简单明了地实施了三点改革，第一是重新丈量全国土地、计亩征银，相当于宋朝的方田均税法，这样就让大地主大官僚缴纳了更多的税赋。
第二就是推行一条鞭法，以银代税、以银代役，让官员克扣贪污的腐败无处遁形，这样就大大减轻了广大农民的负担；第三是实施深入细致的考成法，以此监督敦促官员提高办事效率。
这三点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政策实施的闭环。”
王安石若有所思：“是的，我的变法太多了，多到了让人无法监督执行的地步。如果有机会重来，我只会选择其中可行性较高的部分施行，比如先选择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这三个就很好，等十几二十年后出现效果了，再考虑进行了其他方面的改革。
还有，张相公你的考成法很好，给了我不少关于巡视和监督方面的改革灵感。谢谢，受教了。”
王安石先生的思考很棒，毕竟人力、精力有限，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啊。现在，让我们再请最后一位变法的雍正皇帝讲话。
雍正正襟危坐，冷峻的脸上流露出些许不屑：“你们宋朝的手段太软了，贪官污吏不杀、忤逆犯上不杀、阻挠变法的居然也不杀。
这样的话，就一定有人会搞政治投机，会不惜被贬官、罢官也要反对变法，因为这样就能攀附上旧党的大官，就一定能卷土重来。你们宋朝当时孙觉、李察、刘挚等被贬走的120多人，不都后来在司马光恢复旧法时又被重新重用了吗。
因此，在我看来，要想做好监督，你得要能——‘震慑’，让人对监督行为和监督结果都望而生畏，让想反对变法的人都给我闭嘴。
我们清朝当时的情况是，土地主要集中在富人手中，以往按照人头征收丁税使得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力负担，普遍出现‘或逃或欠’的情况，为此我直接用一招就破了局，那就是摊丁入亩，改人头税为土地税，一下子就把富人的钱给挤出来了。
而我减小变法阻力的办法就一个，那就是一个字‘杀’，再不服那就抄家灭族。我是出了名的抄家皇帝，但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慑服。”
王安石貌似被惊呆住了，半晌才说了一句话：“我们大宋确实做不到这一点，但是你也给我了我一些启发，变法中我应该更强硬一点。”
诸位成功的改革家们，你们都根据当时的现实环境拿出了最适宜的变法方案，顶住压力、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改革不易，向您们致敬。
而历史上其他的改革家也都以超乎常人的洞察力、超越时代的思维高度，看到了所处时代的弊端，拿出了能济世救国的良方，可惜大多数都失败了，只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个孤独落寞的身影。除掉反对派的因素，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过于自信、过于急切、过于理想化，结果就是“连有效监督都做不到”，这也就是改革大师富弼会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
成功的改革，都是在有效监督下一点点试探性前进的改革，像是一场在沼泽地里摸索前行的探险之旅。成功的改革家，也都不会奢求一次性的就把世界改造成自己理想的样子，而是一点点的感受现实的特点，一次次的试探各方的态度，政策也是一个个的慢慢来，在缜密的监督下平心静气地做一个成一个，在座的商鞅、张居正、雍正变法，还有国外雅典的梭伦改革、欧洲的宗教改革、俄国的彼得一世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莫不是这样。
设计得再天花乱坠的改革，一旦脱离监督，就谈不上是一场好的改革。
王安石先生，我想说，其实您也不用太难过，熙宁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王安石思想”绝对可以用天才来形容，只不过您早生了九百年。整个古代都没有工业化时代的信息快速直达，就没有办法实现全线的监督，就会有人钻青苗法的信贷漏洞；没有信息化的价格指数，那么市易法就失去了衡量买卖的监督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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