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两种死法，一种是身体死了，一种是心先死了。在这个厂里，后者比前者要多得多。
小翠的尸体，是在半夜才被拖走的。我亲眼目睹，两个护厂队员并没有丝毫怜悯，用那张发黄的白布粗暴地包裹住她破碎的身体，一脚一脚把她从血泊中卷起，仿佛在处理一只街边死猫。没有任何哀悼的仪式，没有一声叹息，就连外头贴着“人命关天”条幅的警察也未曾出现。第二天清晨，饭堂照常供应早餐，热腾腾的豆浆与松软的馒头的味道，和往常一模一样，仿佛昨夜的悲剧仅仅只是幻觉。
我在宿舍里一夜未眠，只能蜷坐在窄窄的铁床沿上，双手抱膝，看着门口那盏永远泛着暖黄色的灯泡，直到东方鱼肚白的第一抹光线透过窗缝爬进来。阿昌在我身后拍了拍我肩膀，想要劝慰：“看开点，这地方就是这么冷血——谁跳了，谁死了，厂里顶多扣两天工资，赔点钱，再来个新人顶上就完了。”他的话轻飘飘地，却带着一种被血泪浸泡过的冷酷。我点燃一支早已发潮的香烟，不作回应。透过袅袅烟雾，我看到他眼底闪过的惶恐：他知道，我的那根弦，已经绷到了极限。
第三天一早，斌叔忽然在走廊拦住我，拍了拍我手臂：“小子，厂里今天放半天假，出去放松放松。”他脸上挂着一丝勉强的笑容，方才那张严肃被偷偷抹平，“最近你们压力大嘛，厂方体恤体恤。别老待在屋里，出去透透气。”我冷笑：“小翠跳楼的事，就一句‘放假’了事？”他的笑容一僵，却立刻恢复得更圆更油腻：“你年轻，不懂。你以为一人跳了楼，厂就得停工？机器轰鸣不停，厂不理你个人的死活。”我盯着他：“你做了多久？”他抬头，一脸苦笑：“快八年了。当初我也和你一样，干了两个月就想跑。那次真试过，翻墙三公里被保安逮住，他们拿警棍朝我腿上就打——从那之后，我这条腿再也伸不直了。”他下意识地抖了抖裹在裤脚里的左腿，腿缝处的旧疤如黑夜般冰冷。随后他又笑了：“人啊，有时候不是被打服的，而是被疼怕了。”
我不知道斌叔这一席话，是想替厂方开脱，还是在用最直接的方式警告我：别再冲动——哪怕生死关头，也要先掂量自己的手脚。他不再多说，只抬手点燃一支烟，那一秒，烟雾仿佛在他周身织出一张无形的网，让人难以看清他真正的表情。
那天下午，他带我去了食堂后面那片废弃的荒地。尘土里夹杂着铁锈与油渍味，他压低声音：“小净空，你别看我嘴上这么随和，实际上，我就是个监工。你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在盯着。要是再像昨天那样瞎折腾，别人倒霉就算了，你这组连工资都能被全体扣掉。”他顿了顿，眯着眼扫视远处拍打着灰蒙天幕的风筝似的废弃厂房，“我劝你一句：别管别人的事，保住自己那条命最重要。”我平静地反问：“她跳楼了，没一个人去问一句缘由，你觉得合理？”他哂笑，将烟头碾灭地上：“你记住，在这儿，命最不值钱。你要是心软，早晚会出事。”
晚饭后，我一个人踱到厂后那片废旧仓库。棚架上半脱落的瓦片透着斑驳的阳光，地面杂乱堆放着废铁和旧木板。微风卷起尘土，一丝腐败的气味扑面而来。阴影里，一个瘦高个青年正蹲在一辆生锈的叉车旁，手中握着一把拆机螺丝刀，正用力扭动。那股专注令人心寒。
“你在干嘛？”我走近，声音低得像落在棉被里的呼吸。
他抬头，露出一张冷峻的脸：“拆锁。”
“你要逃？”我惊讶地问。
他神色未动，只继续转动螺丝刀：“不逃，活不了。”
众人都给他起了个外号：小韩。曾在别的电子厂做机修，来到这里后却被分配到最苦最累的线路测试组，为警示“技术工人也要服从调动”，干得腰椎盘突出、半身局促。如今他想拆掉那道定人出路的“铁窗”锁芯，给自己和可能的同伴留条生路。
回宿舍后，我把所见所闻在阿昌耳边凑了凑，他脸色一沉：“小韩这招犀利，护厂队早盯着他，敢搞这种事，不是疯子就是下了血本。”我心头一紧：或许，这是一场没有回头的赌局。
又一个夜里，斌叔站在楼道口，瞪着昏黄灯泡，一连串烟头扔得地上烟灰横飞。他在等，那群冷漠的“人事小组”来，去收拾小翠的被子、洗漱盒和那张贴在床头的家乡小狗照片。凌晨三点，搬运队拖走了她的所有私人物品，仿佛她从未存在过，只留下一张冰冷的铁床。
我再一次梦到师父。梦中的他盘腿坐在庙前香案旁，夜色如水，香炉里袅袅青烟与月光交织成淡淡的光环。我跪在他面前，声音颤抖：“师父，众生皆苦，我若不能度人，该如何是好？”他微微摇头，声音低缓却铿锵：“净空，‘凡一切相，皆是虚妄’。”我含泪喃喃：“可这些苦，难道全是假的吗？”他轻叹：“若不入地狱，焉知众生冷暖？”我在梦中惊醒，额头沁出冰冷汗珠，心中却燃起一把火焰——那火焰不因绝望消散，反而越烧越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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