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放下手中那管几乎被他捏出汗渍的紫毫大笔，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带着一丝血腥味的晨风从微开的窗棂吹入，让他那因通宵思考和书写而极度亢奋、也极度疲惫的神经略微清醒了一些。
他知道，刚刚在黄绫上写下的那些关于“神武军”的构想、内阁与兵部的权力重塑，固然是新制度的擎天之柱，但要支撑起这些柱子，让这台庞大的战争与扩张机器真正开动起来，还需要一样最根本的东西——钱！无穷无尽的钱粮！
单靠查抄范家和京中几个叛逆勋贵所得的那数百万两白银，对于他那动辄十万、二十万规模的“神武军”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
而大明朝那早已被蛀空、濒临破产的国库，更是指望不上。他必须找到一种能从整个大明内部汲取巨额财富，并能同时分化瓦解那些潜在反对力量的“良策”，才能为他这宏伟的“擎天之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再次投向了御案上那张大明疆域图，落在了山西、陕西、江南……那些富庶之地，以及那些盘踞其上、富可敌国的巨贾、以及遍布天下的大小地主官僚和宗室勋贵们。他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一个新的、也更为酷烈大胆的计划，已在他胸中成竹。
他再次提起笔，在另一卷黄绫上写下了《大明擎天军国总制》的第二部分核心——“财政汲取与内外分化之策”。
其核心，便是一道即将震惊天下、也必将引来无数腥风血雨的“献产拓边令”！
此令的目标群体，将是全国范围内所有拥有大量田产和财富的大地主、大官僚、富有的王公勋贵、以及那些富商巨贾。
朱由检深知，这些人，才是大明朝真正的“钱袋子”，也是阻碍他集权强国、推行新政的最大障碍。他要用最直接的方式，将他们数代积累的财富，“转化”为帝国扩张的军费和新秩序的基石。
“献产”的标准，他设定了明确的三档，并美其名曰“共体时艰，助国拓边，一体输诚”：
第一档针对那些罪证确凿的叛国通虏之家、或在范家案及京营之变中被深度牵连的死硬分子、以及地方上民愤极大、富可敌国的顶级豪强： 毫不留情，查抄家产！ 核心人员，按罪行轻重，或斩首示众，或流放三千里，或举家编入新建的“苦役先锋营”，送往最艰苦的边疆或矿山，用他们的血汗来为帝国“添砖加瓦”。
第二档针对那些虽未有明显叛国之举，但平日里多有劣迹、富甲一方、且在“献产”初期持摇摆观望态度的巨室： 皇帝将派出由锦衣卫、东厂番役和少量“神武军”组成的“宣谕劝进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们“自愿”献出名下土地、财富的十之七乃至十之八。 若“劝进”无效，等待他们的必然是铁和血。
第三档针对那些主动配合“献产”、或财富相对一般、但亦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小地主、商人、以及愿意转变思想、真心为国效力的开明文官： 鼓励他们“自愿”献出名下资产的十之二三，或等值的粮草、军械、船只等。
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这些旧势力的抵抗，并从中汲取更多可用之才，朱由检又在“献产拓边令”之后，巧妙地设计了“功过相抵”条例：
凡贪腐或不法所得在白银万两以下，且能主动配合各档“献产”标准，并满足以下任一条件者，可由皇帝特旨，从轻发落，甚至免除其罪，保留部分体面：
献策： 能提供平定地方流寇、发展军工生产、开拓边疆疆土之切实可行良策，并经内阁与相关部院采纳、证明有效者。
献财： 在规定比例之外，能额外捐献大量金银、粮草、军械、战马等，用以支援军国大政、或直接资助某一支“开拓军团”者。
献人： 能举荐并担保经严格考核后确有真才实学的将领、工匠、谋士、算学格物之士，或能率领家族子弟、私人武装真心投效某一支开拓军团，并立下功勋者。
而对于那些积极配合“献产”，并在地方维稳、物资供应、舆论引导等方面有实际贡献的中小地主、商人、以及那些愿意抛弃旧有观念、真心拥护新政的开明文官，朱由检则准备授予他们一个全新的荣誉身份——“新明贤良”。
凡得此称号者，不仅可以免除部分罪责，还能在未来享受一定的实际利益，如在新赋税制度下获得一定的减免优待、在官方物资采购中享有优先权、其子弟可优先入各级新式学堂学习，甚至在新开拓的地区获得管理职位和土地的优先认购权。
他要用这种方式，建立一个新的、更广泛的、直接与自己新政利益相关的社会基础，逐步取代那些腐朽不堪的旧有士绅阶层。
当然，要推行如此酷烈而又影响深远的“献产拓边令”，没有强有力的执行和监控机构是万万不能的。
因此，朱由检在草拟完这部分内容后，又将目光投向了锦衣卫和东厂。他决定，保留这两个大明朝最具威慑力的特务机构的名称，但要对其内部进行彻底的清洗和重组，使其职能得到空前强化，成为自己手中最锋利、也最可靠的耳目和刀剑！ 它们将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拥有独立侦办、审讯、乃至先行处置的权力，对内严密监察百官万民，雷厉风行地反贪防变，确保政令畅通无阻；对外则要大力加强情报刺探、反间防谍，为帝国的扩张大业提供最准确、最及时的信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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