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入21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和煦的春风与绵绵春雨共同传递着勃勃生机。位于车城西路吕沟新村的刃量具厂，此刻正热烈召开一年一度的职工代表大会。由厂长吴建军、书记黄定学、副厂长费广勤、陶正强以及总师廖海明组成的新领导班子，审时度势，果断抉择，将2000年确定为“市场年”。
在内部资金仅1300万元、外部竞争激烈、形势依然严峻的背景下，全厂员工勇于开拓，积极探寻新的市场出路，最终实现工具销售4021万元、汽车零件销售3154万元，出口销售更是实现了零的突破，盈利达230多万元。这1+1＞2的发展战略，带来了显着的经济效益。“第二条路”的收入比重从1999年的38%提升至2000年的45%，而在2000年至2001年一季度更是突破了50%。
厂领导充满信心的工作报告，以及职工代表们激情洋溢的发言，使得会场内外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热烈气氛。这股热情荡漾在厂区公路上，染绿了路边的梧桐、香樟；蔓延至车间厂房内，欢歌竞唱。
一，创业同筑“第一条路”
厂区公路可以作证——31年前这里既无厂房，亦无公路。穿越吕沟沟口的老白公路，从老河口至陕西白河，依稀记录着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沧桑。1969年秋天，三线建设大军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建设第二汽车厂的号召，从祖国四面八方浩浩荡荡汇集到武当山下，在老营宫到花果镇绵延数十公里的山沟里安营扎寨，开山炮声此起彼伏。吕家沟内外、零零散散的二三十户人家，家家都迎来了“不走的客人”。
晚上，大家住小阁楼、睡地铺，伴着马灯学习讨论；白天，喝包米糊糊、啃咸菜疙瘩，盖芦席棚、搞“干打雷”，修厂区公路。白天累了一天，半夜有运送砂石原材料的车辆到来，广播声便是冲锋号，个个争先恐后。
吴建军祖籍湖南益阳，出生于1946年7月，随父母到武汉长大。因为穷十岁才上学，该上初一的时候，就到父亲的建筑工地打工，父亲单位的书记看到了，书记要小建军写字给他看，建军就写了自己的名字。书记一看说：“你的字写的这么好，怎么能不读书呢？”公司的书记知道他家里没钱，上不起初中了。那个书记真好，他当时就说：“你必须上学去，你们兄妹仨人的学费我们单位都给出了！”
吴建军说：“从那天起，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认识到共产党好！”他顺利读完了初中，为了早点参加工作，考取了华中工学院中专部，毕业后分配到二汽。
他记忆犹新地说：“70年代初，厂里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就是写的《路》，写了厂区公路建设的情景。那条路象征着创业者们的艰辛之路，那是第一条路。在那条路上，一走就是30多年。”不难听出，后一句话是一语双关：既指厂区公路那条有形的路，又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产品几十年一贯制，没有创新，如同其产品一样，缺少活力。
吴厂长说的那条《路》，古煜不仅读过，还与作者胡广德先生还有过交流，他曾说过：《路》中的反面人物潘九世，实际上是“绊脚石”的谐音。
在他们这一届领导班子中，成员们都是在东风公司建设和发展的同一条路上锻炼成长起来的。他们经历了辉煌与失落的洗礼，尝尽了苦辣辛酸，其中不乏有享誉一方的汽车工具专家、动力专家和经营管理专家的有志之士，他们将自己人生的黄金岁月都奉献给了东风汽车工具事业。
值得欣慰的是，他们在经历了“第一条路”的辉煌与失落之后，在深化改革、探索前进、调整产品结构的过程中，凭借智慧和力量，又找到了一条阳光灿烂、能使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第二条路”。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如果说原料市场那条有形的道路依旧宽广、绿荫如盖，漫步其间仍能感受到舒适惬意，且一目了然，那么一条无形的道路——企业发展战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新产品开发方向等，如何迈向市场，在改革进程中则显得扑朔迷离、难以捉摸。对此，领导班子和1300多名员工都深有感触。
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许多习惯于吃大锅饭的国企职工滋生了依赖思想，总认为走这条路的人多、保险。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步子不大慢慢走，贡献不大也无所谓，更何况东风公司作为国家大型企业，倒不了、饿不死。正是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导致了勤快人变懒惰的现象。
吴厂长说：“几年前，一位台商来修理厂考察时，针对这种情况指出‘懒惰成习惯，习惯成自然，自然成制度’。如今，这一现象已深入骨髓，由此及彼产生了明显的‘蝴蝶效应’（说的是南美洲有一只蝴蝶，沿着因果链飞行，飞到北美洲时，其翅膀扇出的风形成了风暴，给北美洲千万了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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