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的烟火气混着春末的潮湿，嗡嗡地响。
郑仪端着一荤一素一碗米饭，找了个靠窗的角落坐下。
没一会儿，对面椅子被拉开，罗文斌教授也端着盘子坐了下来，盘子里清清爽爽的几样素菜。
“小郑，坐这儿清净。”
罗教授笑着，放下碗筷。
“刚散会，吵得脑仁疼。”
“罗老。”
郑仪连忙打招呼。
自从那次县域发展的研讨会后，罗教授对他明显亲近了不少，在研究室碰见，总要聊几句。
两人安静地吃了几口。
罗教授夹了根青菜，看似随意地问：
“上次你讲县域那三个‘死结’，确实一针见血。不过，往下深挖，这‘千根线穿一根针’，根子是不是也得往上面找找？”
郑仪咽下嘴里的饭，点点头：
“罗老看得深。根子往上扎，市级这关，现在就是个不好过的卡子。”
“哦？”
罗教授来了兴趣，放下筷子。
“具体说说？”
郑仪组织了一下语言，力求说得明白：
“打个比方吧。省里是好比大脑，想的是大方向、好政策；县里呢，好比手脚，负责最后落到地上，真正干活。”
他顿了顿：
“那中间这市级单位呢？它不像省里站得高看得远，也不像县里直接摸爬滚打在第一线。它卡在中间，位置很…尴尬。”
“尴尬在哪？”
罗教授追问。
“尴尬就尴尬在，它很多时候，眼睛主要是往上看，盯着省里。”
“省里下来的任务，到了市里，层层加码，变成更硬的指标往下压；省里拨的钱，到了市里，要么截留一部分留在市本级搞大项目、搞面子工程，要么就是一层层审批流程，拖得县里黄花菜都凉了。”
罗教授若有所思：
“也就是说，对上负责多，对下服务少？”
“对！”
郑仪找到了共鸣点。
“基层，就是县里、乡镇、村里的干部和老百姓，他们最需要市里什么？是希望市里能帮着扛点压力、解决点实际困难、协调点他们办不了的事！”
“比如？”
“比如，县里想修一条通往隔壁县的路，方便两边老百姓赶集、运输农产品。这本是好事吧？但路跨了界，就得市里出面协调两个县，甚至可能还要跟交通厅沟通项目。这事儿放在县里，光开协调会就能拖半年，最后可能不了了之。县里干着急，盼着市里这位‘老大哥’能出来牵头主持公道。可市里呢？它可能觉得这是小事，比不上省里关注的GDP大项目，管了也没啥大政绩，还可能得罪两边县的领导，惹麻烦。所以干脆装看不见，让县里自己想办法解决。”
“还有呢？”
罗教授听得认真。
郑仪继续举例。
“再比如，省里最近搞环保风暴，要求严格得很。一个偏远乡镇的小养殖场，有点污染，按规定可能要关停。但那是几十户农民吃饭的家伙。乡镇领导夹在中间很难办。他们多希望市里的环保局、农业局能下来，不是光检查罚款，而是能帮着看看，有没有技术升级改造的路子？或者引导产业转型，给农民找条新活路？可市里的部门下来是下来了，往往是带着督察组来的，查完问题，限期整改或者关停，拍个照片就走。至于后面的生计？那是你县里、你镇上的事。上面要的是整治完成率、关停数，这好看！”
“这就是只‘对上负责’，没真正‘对下服务’。”
罗教授总结道。
“没错！”
郑仪深有同感。
“更麻烦的是，市里还特别喜欢当‘二传手’。省里下来一个新政策，要求县里发展某个产业，市里自己不研究透县里的实际情况，也不帮着疏通可能存在的障碍，就是原封不动地转发，再加一句‘务必落实’，最后期限比省里要求更短！压力全部转移给县里。县里要是反映困难，市里很可能一句‘克服困难是常态’就顶回来。县里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了些：
“我在县里干的时候，最头疼的就是这种。上面要求高，压力大，想找市里要点支持，协调点资源，比登天还难。市里的心思，很多时候不在解决基层的困难上，而在怎么让省里看到他们‘贯彻得力’、‘政令畅通’。”
罗教授沉默地吃着菜，半晌才开口，语气带着点沉重：
“你说的情况，很普遍。市级层面，现在很多地方的定位确实模糊，有点像…督战队？只负责传递命令、检查结果，很少真正下场分担、解决问题。对上，它觉得责任主要在省里；对下，它又觉得自己是领导。”
“这就是症结所在。”
郑仪接过话头。
“要想解开县里那些死结，让政策真正落地，让基层不再疲于奔命，市里这级，必须变！不能只当传声筒和督察官，得变成真正的‘服务中转站’和‘攻坚支援队’！得把省里的战略意图吃透，然后结合下面各县的实际，帮他们找到具体可行的路径，还要出面协调解决那些跨县域、超出县级能力的大问题。这样，县里才有力气、有心气去把那些好政策落到实处，真正惠及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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