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沧澜县第七中学。
上午第三节课，初二（三）班的政治课。
赵希同合上《政治经济学》课本，粉笔头在黑板上“价值规律”、“剩余价值”等几个关键词上重重敲了敲，发出沉闷的响声。
“这几个概念，选择题、简答题必考，回去背熟。理解不了没关系，把定义和特征给我一字不差地默写出来就行。”
台下响起一片窸窸窣窣的翻书声和划重点的沙沙声，夹杂着几声压抑的哈欠。
学生们眼神麻木，或低头疾书，或目光游离。
赵希同看着这一幕，心头涌起一股熟悉的、近乎麻木的悲哀。
课本上这些理论，他曾奉若圭臬，深信能解释世界，改变世界。
可如今，他站在这里，却只能告诉学生，不必懂，记住就好，考试有用。
多么讽刺。
他当年选择回县城当老师，多少还存了点启蒙思想、培养公民的念想。
可现实是，他最大的作用，就是帮这些孩子尽可能多考几分，走出这个小地方，至于他们脑子里真正装了什么，没人在意。
他自己呢？不也一样。
满腹的牢骚和所谓的“清醒”，除了在夜深人静时折磨自己，或者像昨天那样对着电话发泄一通，又能改变什么？
徒增笑耳。
下课铃像是赦免令，瞬间激活了死气沉沉的教室。
学生们如蒙大赦，收拾书包，嬉闹着涌出教室。
赵希同最后看了一眼黑板上那些苍白的概念，拿起课本和几乎空掉的茶杯，也跟着人流走了出去。
厕所在楼道尽头。
他解决完生理需求，正站在洗手池前拧开水龙头，冰冷的水冲刷着手上的粉笔灰。
一个微微发福、戴着黑框眼镜、穿着灰色夹克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站在他旁边的位置，也开始洗手。
男人动作有些慢吞吞的，脸上带着一种机关干部常见的、略显疲惫和琐碎的神情。
“这学校的厕所可真够呛。”
男人忽然开口，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抱怨。
“下水好像不太通畅。”
赵希同没搭腔，只是关掉水龙头，甩了甩手，准备离开。
“唉，跑了一上午，连口热水都没喝上。”
男人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纸巾擦手，目光不经意地瞥了一眼赵希同放在池边的课本。
“哟，老师啊？教政治的？”
男人像是找到了话头，语气客气了些。
赵希同这才抬眼仔细看了看对方，陌生面孔，不像学校的人。
“嗯。”
他含糊地应了一声，拿起课本就要走。
“政治好，政治重要啊。”
男人跟上一步，和他并排往外走，脸上堆起略显讨好的笑容。
“不像我们，天天跟数字打交道，头大。”
赵希同脚步顿了顿：
“你是？”
“哦，敝姓吴，市审计局的。”
男人从怀里摸出一个皱巴巴的工作证，快速晃了一下。
“下来搞个经济责任审计延伸调查，查点陈年旧账，麻烦得很。”
审计局的？
赵希同心里咯噔一下，警惕性瞬间提了起来。
昨天刚骂完市里来的“调研组”，今天就来个市审计局的？这么巧？
他不动声色地“哦”了一声，继续往前走，态度冷淡。
吴军似乎没察觉他的冷淡，或者说根本不在乎，自顾自地抱怨着：
“真是没办法，上面一张纸，下面跑断腿。都是十几年前的老账了，凭证不全，签字模糊，问谁谁都说记不清了，搞得我们焦头烂额。”
他揉了揉太阳穴，一脸苦相：
“就比如，我们查到一笔账，好像是当年你们这边北河村征地款的乡镇配套资金，走账程序有点问题，跟当时区里的补偿政策文件好像对不上……嗨，我跟您说这个干嘛，您又不是干这个的。”
吴军像是突然意识到失言，连忙打住，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北河村？补偿款？
赵希同的脚步彻底停住了。
他转过身，看着眼前这个看似絮絮叨叨、人畜无害的审计干部，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对不上？怎么个对不上法？”
他的声音有些发紧。
吴军左右看了看，走廊里人来人往，他压低了些声音，脸上露出一种同行之间交流“业务难题”的诚恳：
“具体我也说不好，就是觉得怪。按当时区里发的指导价下限，北河村那批地，补偿款打到村集体账户的数字，跟我们审计看到的乡镇财政拨付凭证，中间差了一小截。”
“钱不多，但程序上说不通啊。问了镇上当时经手的人，支支吾吾，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就说可能是‘其他费用’或者‘工作经费’……这哪能糊弄得过去？”
吴军摊了摊手，显得既无奈又较真：
“我们干审计的，就认死理，一分钱都得有出处。可这都好些年前的事了，查起来真费劲。老师您是本地人，又教政治的，懂政策，您说，这种事儿，当年常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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