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衡发现，部民对 “元廷” 与 “诸王” 的认知模糊 —— 塔娜道：“我们以为合丹、阿里不哥就是‘大朝（元廷）’，他们说的话就是大朝的话，所以他们说量牧是夺草场，我们就信。” 兀良哈也道：“之前来的汉官，有的跟合丹部的人一起，有的跟阿里不哥部的人一起，我们分不清谁是真的大朝官，谁是诸王的人。” 这种认知混淆，让诸王得以 “借中央名义行私利”，也让李衡的解释需先 “厘清中央与诸王的区别”。
对 “量尺” 工具的本能警惕：部民对 “虎形量天尺” 的警惕，源于 “工具即权力” 的草原认知 —— 巴图道：“在草原，谁有尺子，谁就说了算 —— 之前合丹部的人用他们的尺，想怎么量就怎么量，咱们反驳，他们就说‘尺子是大朝给的，不准也得听’。” 当李衡拿出量天尺模型时，几名部民下意识后退，塔娜道：“这尺子上的虎首，跟合丹部的不一样，可也是尺子，是不是也会用来欺负咱们？” 这种对 “量器权威” 的恐惧，需通过 “工具用途的实证演示” 化解。
李衡在《实务记录册》上总结部民疑虑的 “三个核心”：一是 “怕失草场”（诸王流言）；二是 “怕受剥削”（过往经历）；三是 “怕无话语权”（认知混淆 + 工具警惕）。他对团队道：“咱们的解释，要围绕‘破流言、证实例、清区别’展开 —— 用弘吉剌部试点的好处破流言，用‘量牧后马更多’的实例证非剥削，用‘中央与诸王的不同做法’清区别，才能让部民真信。”
李衡深知 “空口解释无用”，需在沟通前做 “针对性准备”—— 收集弘吉剌部试点的实证（如补贴粮票、草场恢复情况）、适配草原的沟通语言（用草原习俗举例，不用汉地官话）、准备可视化工具（量天尺模型、草场示意图），确保解释 “有依据、听得懂、看得见”，贴合部民的认知习惯。
李衡让王全从 “试点资料” 中筛选 “部民易懂的实证”：一是 “弘吉剌部试点补贴粮票”（实物，上面写 “补贴青稞五斗，弘吉剌部塔娜（同名）”，便于部民联想）；二是 “草场恢复对比图”（手绘，左侧是 “超限放牧的草场”，牧草稀疏；右侧是 “按标准量牧的草场”，牧草茂密）；三是 “试点部民证言”（由博尔济长老提供，写有 “按量天尺放牧，冬天马没饿死，还多了十匹小马”）。这些实证均 “贴近部民生活”，避免复杂数据，让部民一眼能懂。
李衡让帖木格（草原通事）将 “量牧限地” 的核心政策，转化为 “草原生活语言”：不说 “按中央标准核算载畜量”，说 “按咱们草原的草长势，算多少马能吃饱，冬天还有剩”；不说 “超限马群收编”，说 “多出来的马，元廷帮着养，还能给咱们换青稞”；不说 “中央权威”，说 “大朝（元廷）是帮所有部落公平分草场，不是帮某个领主（诸王）抢草场”。帖木格还教李衡 “草原常用比喻”，如 “草场像奶罐，马像孩子，罐里的奶够孩子喝才好，多了孩子会撑，少了会饿”，便于后续举例。
李衡让团队准备 “两类可视化工具”：一是 “迷你量天尺模型”（三寸长，榆木材质，刻度清晰，便于部民触摸）；二是 “草场沙盘”（用沙土、牧草搭建，模拟 “超限放牧” 与 “标准量牧” 的草场变化）。他提前与帖木格演练 “工具演示流程”：先用量天尺模型量沙盘上的 “三丈草场”，说 “这能养一匹马”；再演示 “超限放牧”（在三丈草场上放两匹马），让牧草很快被 “吃” 光；最后演示 “标准量牧”（三丈草场上放一匹马），牧草仍有剩余。这种演示，比语言更直观。
李衡在正式沟通前，单独与帖木格（部落边界吏员）、博尔济长老（虽未到场，派弟弟代传信息）交流，一是 “了解部民最关心的问题”（如冬天马的草料、补贴是否能兑现）；二是 “请他们在沟通中帮着解释”（利用他们在部落的威望，增强说服力）；三是 “确认草原习俗禁忌”（如不提及 “夺”“抢” 等敏感词，不随意触碰部民的马鞭）。帖木格道：“大人放心，部民信我，我帮你说，他们会听的。”
李衡预判沟通中可能出现 “三类突发情况”：一是 “部民情绪激动打断解释”（预案：先递奶酒安抚，再请帖木格疏导）；二是 “诸王细作混在部民中散布流言”（预案：让护卫骑士留意 “刻意煽动者”，请帖木格指认，单独沟通）；三是 “部民提出超出权限的要求”（如 “多给草场”，预案：说明 “草场按标准量，但若配合，可优先申请牧草种子”）。他还让文书队主吏 “全程记录沟通内容”，避免后续争议，确保每一句解释都 “有记录、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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