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是 “暗记与缺角的设计”。虎符内侧刻有 “枢字第柒号” 暗记，与枢密院存档的 “半符底册” 编号对应，防止仿制；符身右上角特意留 “半寸缺角”，缺角处刻有微小 “虎纹”—— 元代半符均有缺角标识，缺角形状、位置因授权类型不同而异，中都禁军统领的半符缺角为 “直角缺”，与草原领兵的 “圆角缺” 区别明显，便于核验时快速识别授权范围。
最后是 “制备过程的监督”。虎符制备由工部负责，却全程受白虎堂监督：工部选材时，白虎堂需核验铜料纯度、鎏金厚度；铭文雕刻时，需对照枢密院拟定的 “铭文底稿”，确保无一字偏差；制成后，刘七亲自带人核验暗记、缺角，确认无误后，再交由枢密院封存，直至授符仪式前，虎符均由两名暗卫昼夜看守，避免调包。
制备完成后，耶律楚材还特意将虎符与 “全符” 对比展示给重臣：“全符可合验调兵，半符仅能统领，观其形制便知权限 —— 此符授忽必烈，既显朝廷信任，又无失控之虞。” 重臣们纷纷认可，虎符的制备工作至此圆满完成，静待授符仪式。
忽必烈完善《草原镇守策》后，便在漠南王府等待中枢消息，从最初的期待到后来的忐忑，再到最终的平静，他的心态随时间变化，却始终未放弃 “借有限授权积累实绩” 的谋划 —— 每一个细节都展现其隐忍与务实，符合元代宗室在权力博弈中的典型心态。
首先是 “完善策书后的期待”。忽必烈将补充好的策书递呈中枢后，便每日让刘秉忠打听中枢动向：“枢密院是否召开会议？萧大人与耶律先生有无提及本王？” 刘秉忠每次汇报 “中枢正在商议”，他都会在书房翻看《元史?兵志》中 “宗室掌兵” 的记载，手指在 “半符授权” 条目上反复摩挲，心中既期待授全符、掌兵权，又隐约觉得 “中枢恐不会完全放权”。侍从见他常对着舆图发呆，便劝道：“王爷在漠南已有实绩，中枢定会认可。” 忽必烈却摇头：“萧大人谨慎，不会轻易给权，需做最坏打算。”
其次是 “传闻后的忐忑”。三日后，中都传来 “中枢拟授半符” 的传闻，忽必烈心中一紧，立刻召刘秉忠商议：“半符仅能统领，无调兵权，这与本王预期相去甚远，如何是好？” 刘秉忠却道：“王爷莫急，半符虽限权，却能统领中都周边禁军 —— 中都乃中枢之地，禁军是中枢亲信，能在此立足，便是向中枢展示能力的最佳机会。若能将这五千禁军整顿好，日后何愁无更大兵权？” 这番话让忽必烈逐渐平静，开始思考如何利用有限授权。
再者是 “调整心态后的准备”。忽必烈不再纠结 “半符” 与 “全符” 的区别，转而专注于 “统领五千禁军” 的准备：他让刘秉忠整理 “中都周边禁军卫所资料”，包括各卫所的兵力、将领、训练情况；派人去中都周边驿路探查，记录 “盗匪出没地点、巡逻盲区”，计划日后用禁军解决这些问题，作为实绩；甚至私下练习 “禁军统领礼仪”，避免授符仪式上出错。他对刘秉忠道：“既给五千人，便要做出五千人的成效，让中枢看到，本王不仅能治漠南，也能统禁军。”
最后是 “赴授符仪式的从容”。授符当日，忽必烈摒弃了奢华仪仗，仅带十名护卫，身着 “亲王常服”（非朝服，显谦逊），腰间仍系那柄无刃玉柄弯刀。出发前，他对着铜镜整理衣冠，对侍从道：“今日赴枢密院，非为争权，而为接责 —— 统领禁军，便是为中都安稳尽责，需显诚意，不可张扬。” 这份从容并非真的甘心，而是深知 “有限授权是当前唯一机会”，唯有隐忍务实，方能获得更多信任。
授符仪式虽非大典，却仍按元代 “中枢授权宗室” 的礼制规范筹备，从场地布置、人员位次到流程设计，每一处都体现 “庄重、有序、显权”，既符合古装正剧的仪式感，又暗合元代中枢权力运作的礼制逻辑。
首先是 “场地布置的庄重感”。仪式地点选在枢密院议事厅（非白虎殿，显 “实务授权” 而非 “荣誉册封”），厅内按 “中枢在上、宗室在下” 的位次布置：主位设萧虎座，侧位设耶律楚材、枢密院王判官座，下方设忽必烈的 “客座”（非对等座位，显中枢与宗室的层级）；案上红绸垫铺展，半枚虎符置于中央，旁放 “授符敕令” 与 “中都禁军部署图”；厅两侧列禁军仪仗，手持长戟，肃立无声，营造威严氛围。
其次是 “人员位次的礼制安排”。参与仪式的重臣按 “军政序列” 排列：枢密院武将（禁军统领、刘七）列左侧，文职（耶律楚材、户部尚书、御史台李御史）列右侧，均按品阶高低排序；忽必烈的侍从与护卫不得入厅，仅刘秉忠可在厅门内侧等候（显 “谋士从属” 身份）。这种位次安排既体现 “军政分离”，又凸显 “中枢重臣主导授权”，忽必烈在其中仅为 “受权者”，无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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