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都的‘协调’也有制约 —— 若宗教场所违反律法,中枢可收回保护,勒令整改,无需借神权之力。” 萧虎举例,“前年有道观私藏盗匪,中枢直接派兵查处,道观无权反对,因律法高于一切,而非神权高于一切。这便是‘地虎’无需从属于‘天主龙’的明证。”
郭敬之补充:“将军,昨日咱们见到的基辅商队,既向教会捐赠,又向领主缴税,商队首领曾说‘捐赠是自愿,缴税是义务’—— 自愿与义务的区别,便说明神权与王权并非上下,而是各有边界。若为‘龙上虎下’,捐赠便会变成强制,增加商队负担。”
尼古拉沉默片刻,承认:“强制捐赠确有不妥,但教会的慈善需资金支持,领主的税收也需商队配合,这仍需‘上’的指引,否则易生混乱。”
“神意并非唯一的秩序来源,律法与民心同样是秩序的根基。” 尼古拉重新开口,语气缓和了些许,“天主创造的秩序,涵盖精神与实务 —— 信徒遵循教义,民众遵守律法,地王遵从神意与律法,这便是‘龙上虎下’的秩序。若地王不甘居下,便会打破这一秩序,如世俗王权与神权冲突,最终受苦的是民众。”
他讲述基辅的历史:“百年前,基辅曾有领主试图废除教会的加冕权,结果信徒暴动,商路中断,领主最终被迫妥协。这便是违背‘龙上虎下’秩序的后果 —— 神权凝聚民心,地王若脱离神权,便会失去民心。”
萧虎回应:“那次暴动并非因‘违背神权’,而是因领主在废除加冕权的同时,增加了赋税。民众不满的是苛政,而非‘秩序打破’。中都从未有过‘神权加冕’,却能稳定治理,便是因律法公平、民心所向,与神权是否为上无关。” 他举例道,“中都大汗的合法性,来自中枢官员与地方乡绅的推举,而非宗教认可,民众拥戴,是因大汗推行仁政,而非‘遵从神意’。”
“中都的情况特殊,基辅的民众信仰深厚,需神权与王权结合。” 尼古拉坚持,“‘龙上虎下’是契合基辅民情的秩序。”
“无论基辅还是中都,民心都是根本,而非神权或王权的‘上下’。” 萧虎语气诚恳,“若‘天主龙’的教义符合民心,自然能得到尊崇;若‘地虎’的实务贴合民心,也能获得支持。两者的地位,应由民心决定,而非预设‘上下’。去年基辅领主减轻赋税,民众欢呼,并非因教会祈福,而是因实务改善;教会组织慈善,民众感激,并非因领主命令,而是因教义温暖 —— 这便是民心对两者的认可,无关从属。”
他让赵全取出基辅的 “民生调查册”,这是他们近日走访收集的:“册中显示,基辅民众最关心的是‘赋税轻重’‘商路安全’‘粮食价格’,这些都需‘地虎’的实务解决,而非‘天主龙’的指引。若‘地虎’甘居下,将这些事务交予神权,民众会答应吗?”
尼古拉看着调查册,沉默良久:“神权并非不能参与实务,教会的慈善便是实务的一部分。但核心的治理权,仍在‘地虎’手中 ——‘龙上虎下’更多是精神层面的从属,而非实务层面的干预。”
“精神层面的从属,也可能影响实务。” 萧虎回应,“若‘地虎’在精神上认为‘神权至上’,遇到与宗教冲突的实务时,便可能妥协。比如中都曾有‘是否允许女性参与驿馆管理’的争议,宗教场所多反对,中枢却以‘律法面前人人平等’推行,若精神从属,便会剥夺女性的生计机会。”
郭敬之见双方各执一词,适时补充:“将军与主教大人的观点,实则各有侧重 —— 主教大人强调神权的精神引领,将军强调王权的实务责任。中都有‘儒释道合一’的理念,便是兼容不同的精神引领,却始终以实务为核心,这或许是‘非从属’的关键。”
孙和也插话:“从军事角度看,禁军的调度需完全服从中枢,而非宗教指令,这便是‘地虎’的实务独立性。去年漠南部落冲突,禁军按中枢命令出兵调解,并未征求宗教场所的意见,最终平息战乱,民众认可的是禁军的行动,而非神权的祈福。”
赵全则从商贸角度补充:“基辅商队与中都商队贸易时,只按双方律法签订契约,无需宗教见证。若‘龙上虎下’,契约便需教会认可,会增加交易成本,不利于商路发展。商队更关心的是‘契约是否有效’,而非‘神权是否认可’,这便是实务优先于精神从属的明证。”
尼古拉听着三人的补充,眉头渐渐舒展:“你们的实例确实有理,但基辅的民情与中都不同,神权在民众心中的分量更重,‘龙上虎下’的秩序暂时难以改变。”
“秩序应顺应民情,而非僵化不变。” 萧虎放缓语气,“中都并非一开始就‘协同非从属’,而是经历过多次调整,最终找到契合民情的方式。基辅若能在‘守护民生’的核心下,逐步探索神权与王权的平等协同,或许更符合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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