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以极其惨痛的失败而告终。
随着缅甸的全面陷落，日本的“帝国长臂”，已经伸到了英属印度的东北边缘。残余的英印军部队，被迫后撤到印缅边境的阿萨姆平原地区，依托着布拉马普特拉河等天然屏障，重新构筑防线，准备抵挡日军可能对印度本土发动的进攻。
此时的英属印度，局势也变得异常动荡和微妙。
一方面，日本人的“胜利”和“亚洲人的亚洲”的宣传口号，在印度国内，也确实忽悠了一些人。特别是那些长期致力于争取印度民族独立的激进派人士，比如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他曾是国大党的重要领导人，后来因为与甘地政见不合而出走，并寻求与轴心国合作来争取印度独立），更是将日本视为“解放印度”的希望所在。在日本人的支持和策动下，鲍斯在东南亚组织起了一支由印度战俘和当地印度侨民组成的“印度国民军”，打着“打倒英国殖民统治，建立自由印度”的旗号，准备配合日军，向印度本土发动进攻。
但另一方面，日军在缅甸的残暴行径和对资源的疯狂掠夺，也让很多印度人看清了其“解放者”的虚伪面目。更重要的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虽然不得人心，但它毕竟经营多年，根基深厚，依然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英国政府也开始意识到，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安抚印度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独立呼声，争取他们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持。丘吉尔甚至派出内阁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前往印度，与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等主要政治派别进行谈判，许诺在战后给予印度更多的自治权甚至独立地位（虽然这些谈判最终因为双方分歧过大而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就连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也曾以“亚洲同胞”的身份，苦口婆心地劝说丘吉尔，希望英国能更开明一些，给予印度更多的政治权利，以稳定后方，共同对抗日本的侵略。
英国虽然在缅甸惨败，但其在印度的统治根基尚在，并且开始在阿萨姆平原地区重新集结和整训部队，准备未来的反攻。而中国方面，虽然滇缅公路被切断，但并没有放弃抵抗。在美国的帮助下，一条更加艰险、也更具传奇色彩的空中补给线——“驼峰航线”——开始悄然酝酿和投入运营。
这条航线，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比如汀江、查巴、杜姆杜马等地）起飞，需要飞越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包括横断山脉等一系列平均海拔四五千米以上的高山峻岭），以及气候极其恶劣、气流极其复杂的“死亡空域”，最终抵达中国西南部的云南昆明、呈贡等地。
这条航线不仅飞行高度极高（很多时候需要在七八千米以上才能避开山峰和恶劣气流），而且沿途缺乏有效的导航设施和备降机场，天气变化莫测，经常遭遇强烈的上升气流、下降气流、乱流、结冰、雷暴等危险情况。再加上日本战斗机时不时的袭扰，使得在这条航线上飞行，简直就是一场与死神掰手腕的赌博！
据战后统计，在“驼峰航线”运营的三年多时间里（1942年–1945年）：
共损失运输机超过600架。
遇难飞行员与机组人员超过1500人。
平均每架飞机飞一次驼峰的死亡风险接近3%。
部分航段的坠机率甚至高达10%。
由于大量坠毁的飞机散落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群山与峡谷之中，阳光下常能看到铝制机翼与残骸在雪地中反光，因此这条航线又被称作“铝谷”，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航线”之一。
然而，就是这样一条充满了死亡和艰险的空中走廊，在美国陆军航空队空运总队和中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们（其中也包括“飞虎队”出身的美籍飞行员）共同努力下，硬生生地架起了一条生命通道。从1942年到战争结束，这条航线累计向中国运送了超过65万吨战略物资，包括飞机零件、汽油、军火、药品、粮食、甚至一整套美式汽车组装流水线。
它虽然运量有限、代价高昂，但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它却如同一根脆弱却坚韧的“空中输血管”，源源不断地为中国战场注入了宝贵的生命力，也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战斗、生死与共的历史丰碑。
就在日本占领缅甸之后，准备继续西进攻打英属印度的时候，东京方面一度野心勃勃，甚至打算在孟加拉湾与英国海军一决雌雄。但就在这时，一件突如其来的“小事”，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脸上——那就是，1942年4月，一支前所未有的美军轰炸机编队，悄然飞越太平洋，闯进了日本的“国门”，在白昼之下空袭了东京！
此举一下让日军战略方向发生了改变，让英军在东南亚压力骤降。也因此，东南亚战场也迎来了一段相对比较长的平静期。
这场轰炸规模虽小，却在战略和心理层面引发了巨大的震荡。日本高层如梦初醒，意识到本土并非坚不可摧，西进的野望顿时冷却，转而将目光投向如何巩固本土防御，压制美军反攻的跳板岛链——而这场空袭的代号，正是：“杜立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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