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黄先生是在巷口的早餐摊。他站在蒸笼旁等包子，一身明黄色西装在晨光里亮得晃眼，连皮鞋都是同色系，鞋跟沾着点泥，像是刚从郊外回来。我盯着他的袖口看——连衬衫都是浅黄的，领口别着枚向日葵形状的胸针。
“老板，来两笼黄色的包子，外加一份向日葵蘸料。”他的声音很温和。老板举着锅铲愣了愣，挠挠头：“黄先生，咱这包子向来是白面皮的，哪有黄色的？”他笑了笑，指了指旁边的南瓜：“上次跟您说过的，用南瓜泥和面团，专门做的那种。”老板哦了一声，嘟囔着“也就你天天要这稀奇的”，转身往面盆里加南瓜泥。
我站在旁边看得稀奇，他转过头冲我笑了笑：“你也喜欢这家的包子？”我愣了愣，点点头。蒸笼掀开时，果然飘出浅黄的包子，皮透着淡淡的南瓜香，旁边小碟里的蘸料盛着橙黄色的酱，上面撒着细碎的向日葵籽。“这蘸料也是按他说的做的，用向日葵籽磨的酱，加了点蜂蜜。”老板把包子递给他，语气里带着点无奈，却又藏着熟稔，“也就你，能想出这搭配。”他付了钱，拎着包子往巷尾走，黄色西装的背影在灰扑扑的老巷里，像片突然飘进来的阳光。
邻居张阿姨说他是半年前搬来的，住3号楼顶层，“怪人一个”。我后来才知道这评价的由来：他家阳台从早到晚都晒着黄色的东西——黄衬衫、黄袜子、黄色的床单被套，甚至还有个黄色的塑料脸盆，边缘印着小熊维尼的图案。更离谱的是，他把楼下荒废的小院子改成了菜园兼花田，一半种着柠檬树，青黄的果子挂在枝头，另一半种满了向日葵，密密麻麻的花盘总朝着太阳，风一吹，就像无数张笑脸在晃。连他家窗台上摆的花盆，都是黄色的，中间还绣着朵向日葵。
有次我加班到半夜，路过那片地，看见黄先生蹲在柠檬树旁，手里拿着小铲子。月光落在他的黄色西装上，泛着柔和的光。“它们要喝水。”他抬头看见我，指了指脚下的柠檬树和向日葵，“白天太阳太晒，只能晚上浇。”我注意到他的指甲缝里全是泥，黄色西装的裤脚卷着，露出的袜子也是黄的。
“您很喜欢黄色？”我忍不住问。他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胸针上的向日葵在月光下闪了闪：“嗯，从小就喜欢。”他顿了顿，望着柠檬树的影子笑了笑，“说起来，是因为五毛钱。”
“五毛钱？”
“那时候我还小，家里条件不好，有次饿了一整天，在街角捡到一枚黄色的五毛硬币。”他拎起旁边的黄色水壶，给最近的几株向日葵浇水，水流过花瓣，在夜里发着微光，“我用它买了根柠檬味儿的棒棒糖，含在嘴里，酸溜溜的，却觉得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那天正好看见邻居阿姨戴着金首饰，金灿灿的，和棒棒糖的包装纸、硬币的颜色一样，晃得人心里亮堂。”他低头看着水壶里的倒影，“从那以后就觉得，黄色是能让人活下去的颜色，像太阳，像希望。”
真正走进他家，是因为一次暴雨。那天狂风把他家阳台的花盆吹了下来，砸在我家雨棚上。我上去敲门，他开了门，我差点以为闯进了黄色的海洋——墙壁刷成鹅黄色，沙发是姜黄色的绒布款，茶几上摆着黄色的陶瓷花瓶，里面插着几支干向日葵。连电视背景墙都贴着黄色的墙纸，印着细碎的太阳花图案。
“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他递给我一杯黄色的果汁，杯子也是黄的，“是柠檬汁，自己榨的，加了点蜂蜜。”我坐在沙发上，发现连地毯都是浅黄的，脚踩上去软软的。墙角的架子上摆着些奇怪的东西：一个黄色的辣椒形状的存钱罐，肚子圆滚滚的；几排黄色的笔记本，封面上写着“希望小学”；还有个相框，里面是群穿着黄色校服的孩子，站在黄色的教学楼前，笑得露出牙齿。
“这些是……”我指着相框。他走过来，拿起相框，眼神柔和了许多：“是山区的孩子。我给他们捐了些东西。”他打开旁边的柜子，里面堆满了黄色的衣服，小码的，印着向日葵图案；还有一摞摞黄色的作业本，封面上印着“好好学习”。最上层叠着几件崭新的黄色校服，领口绣着校名，和相框里孩子们穿的一模一样。“他们说喜欢黄色，像太阳一样，看着暖和。”
我突然想起张阿姨说的话，说他每月都会收到一个黄色的包裹，寄件地址是偏远的山区；说他从不参加邻里的聚会，一有空就待在柠檬树和向日葵田里；说他连手机壳都是黄色的，屏幕壁纸是片向日葵花海。
“您贵姓？”我喝了口柠檬汁，酸甜的滋味漫过舌尖。他笑了笑，胸针上的向日葵跟着晃：“大家都叫我黄先生。”
直到那天，我去物业交水电费，看见登记表上3号楼顶层的业主姓名栏写着“兰煌”。“兰煌？”我指着那个名字问物业大爷。大爷点点头：“就是那个穿黄西装的小伙子啊，名字挺特别，‘兰’是兰花的兰，‘煌’是辉煌的煌。”我愣了愣，辉煌的煌，可不就是光明灿烂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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