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的晨光来得迟，霞飞路的雾气还没散，像一层薄纱裹在街面，黄包车夫拉着车走过，车轮碾过湿滑的青石板，留下两道湿漉漉的印子，没一会儿就被晨雾又遮得模糊。
益民商行的门开得比往日早，里间的炭盆燃得正旺，却没人有心思烤火，几人围着木桌，手里攥着各自的活计，眼神里都带着紧绷的郑重。
沈青梧穿着件藏蓝粗布衫，袖口挽到小臂，手里正用麻绳把一架黄铜望远镜缠在腰间——望远镜是顾晏辰从地下党那里借来的，镜身磨得有些发亮，却依旧清晰，能看清百米外的动静。
她抬头扫过众人，语气比往日更沉，却每一个字都透着笃定：“阿明，你揣好这个。”
她从布包里摸出一个油纸包，里面是几块用油纸裹好的桂花糕，还有一小瓶清水：“一会儿你在侧门对面的修鞋摊坐着，装作等修鞋的客人，糕和水留着垫肚子，要是看到武藤的车，就把修鞋摊的铜铃晃三下——那是我们的信号，别晃错了。”
阿明接过油纸包，塞进怀里，又把腰间的竹管摸了摸，确认还在，用力点头：“放心阿青姐，我记牢了，铜铃晃三下，多一下少一下都不行。”
他今天穿了件灰布短衫，头发梳得整齐，脸上没再贴假胡须，看着就像个普通的上海青年，比扮杂役时更不扎眼。
阿坤已经把码头的事安排妥当，此刻正坐在桌角，手里擦着一把短刀——刀是他从码头老木匠那里借的，刀身锋利，刀柄缠了布条，握在手里不打滑。
他抬头看向沈青梧，语气干练：“我让小弟在码头盯着，沈记商船已经开始清理暗舱了，还搬了几个木箱子放在岸边，跟上次运去领事馆的一模一样。我跟小弟说，只要武藤的人去码头，就立刻往领事馆这边跑，给我们报信，不会误事。”
“好。”沈青梧点头，目光落在顾晏辰身上——他手里拿着一张画得细致的图纸，上面标着日军领事馆侧门的位置，还有守卫的站位，甚至连墙角的垃圾桶、路边的老槐树都画了出来，显然是地下党仔细勘察后画的。
“地下党的同志凌晨刚勘察完，”顾晏辰把图纸铺在桌上，指腹点在侧门两侧的红点上，“侧门有四个守卫，两个站在门内，两个站在门外，都是配了枪的，每半小时会换一次岗，换岗的时候有一分钟的空隙，守卫会暂时离开站位，这是唯一能靠近侧门的机会。另外，武藤的车通常会停在侧门往东五十米的老槐树下，随从会先下车查岗，确认安全后，武藤才会下来。”
沈青梧的指尖顺着图纸上的路线划过去，目光落在老槐树下的位置，心里快速盘算：武藤的车停在老槐树下，阿明在对面修鞋摊，能第一时间看到；她自己可以躲在侧门西边的垃圾桶后面，那里有半堵矮墙，既能用望远镜观察，又不会被守卫发现；顾晏辰则在远处的黄包车上等着，一旦有突发情况，就能立刻拉着他们走。
“时间差不多了，”顾晏辰看了看窗外的天，雾气已经散了些，街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现在是巳时末，武藤未时到，我们得提前过去占位置，别等会儿被人占了观察点，反而不方便。”
几人不再耽搁，各自收拾好东西，分批走出商行——沈青梧和阿明先走，装作母女俩（沈青梧故意把头发放下来些，显得温婉些），朝着领事馆的方向走；顾晏辰和阿坤随后，顾晏辰坐黄包车，阿坤则装作路人，跟在黄包车后面，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这样既能互相照应，又不会被人看出破绽。
日军领事馆坐落在霞飞路东段，外墙是米白色的，围着一圈铁栅栏，栅栏上挂着“禁止入内”的牌子，门口站着穿藏青色制服的日军士兵，手里端着步枪，眼神锐利地盯着来往的行人，一派戒备森严的模样。
侧门在领事馆的西侧，比正门隐蔽得多，门口没有挂牌子，只有两扇黑色的木门，门旁站着两个日军守卫，背对着街面，手按在枪套上，一动不动。
沈青梧带着阿明走到侧门对面，那里果然有个修鞋摊，摊主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低着头给客人修鞋，手里的锥子“咚咚”地扎着鞋底。
沈青梧拉着阿明走过去，笑着对老人说：“大爷，我这鞋跟松了，您帮我修修，我儿子在这儿等我，不着急，您慢慢弄。”
老人抬头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接过她递来的布鞋，放在修鞋台上：“得等一刻钟，前面还有两双。”
“没事，我们等。”沈青梧拉着阿明在摊边的小凳子上坐下，阿明很配合地靠在她身边，装作无聊的样子，眼神却悄悄往侧门瞟。
沈青梧则拿出帕子，假装擦鞋，余光却留意着侧门的守卫，还有远处的老槐树——顾晏辰的黄包车已经停在老槐树往西的街角，阿坤则靠在路边的墙上，装作抽烟的样子，目光时不时往侧门这边扫。
时间一点点过去，巳时过了，到了午时，街上的行人多了起来，有穿西装的商人，有挎着菜篮的妇人，还有背着书包的学生，偶尔有日军巡逻队从街上走过，脚步声整齐，带着压迫感，行人都下意识地往路边靠，不敢抬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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