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初的天津外海，铅云低垂，海风湿冷，将浪头拍打得愈发汹涌。 牛野站在一艘停泊于大沽口外几里的“大西洋二号”战舰上，眯眼望向雨幕中的海岸线。
那里，天津卫的海防要塞正沉默地矗立着，像一位披甲的老卒，坚守着满清京畿门户的最后尊严。
透过雨帘，牛野隐约辨认出大沽口两岸的轮廓。南岸与北岸，两座圆型炮台如双阙对峙，那是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清廷紧急敕建的防御工事。炮台以青砖为表，内衬木料，白灰灌浆，虽不如后世砖石结构那般厚重，却在当时被视作“海门锁钥”。每座炮台不过一丈五尺高（约4.5米），宽九尺（约2.7米），进深六尺（约1.8米），内里安置着几门千斤级的铁铸火炮，炮口黑洞洞地指向海面，仿佛随时准备喷吐怒火。
更远处，海河入海口处，几座土垒与木寨零星分布，那是早年防备倭寇时留下的旧迹。此时雨势渐猛，土垒的夯土被冲刷得松软，几处寨门的旗帜蔫蔫地垂着，透着一股潦草的疲态。
牛野知道，天津自古便是“九河下梢”“海陆咽喉”。自金朝定都燕京（北京）后，大沽口便成了拱卫京师的门户。明朝嘉靖年间为防倭寇始设海防，至嘉庆朝，清廷虽仍以“天朝上国”自居，却也不得不正视西洋舰船的威胁，满清其实已经有一些西方战舰的资料。
于是，1816年，嘉庆帝下旨于大沽口正式筑炮台，两年后，又增修土炮台十二座、土垒十三座，勉强凑成一套“海防体系”。
可这体系究竟有多牢靠？
牛野望着雨中模糊的炮台，心中存疑。那些火炮多是前明遗物或仿制西洋的旧式铸铁炮，射程不过数里，装填缓慢；炮台墙体虽用白灰加固，却经不起西洋“船坚炮利”的轰击——更何况，此时的大沽口守军，多是轮流戍边的绿营兵，训练松懈，器械陈旧，甚至不少炮位上都没有全覆式炮位，大约大炮上还会落着鸟雀的粪便。
雨越下越大，海面上浪涛翻涌，几艘挂着商队旗号的商船正瑟缩在港湾内避风，总之满清的北方海港一路看来皆是满目萧条和广州十三行比起来，简直无比凄凉。
“这海防……终究是给‘天朝上国’撑面子的摆设罢了。”牛野低语。大沽口的炮台固然能震慑些许海盗，却挡不住工业革命后列强的坚船利炮。此刻的天津，看似有“威、镇、海、门”诸炮台拱卫，实则不过是靠着“天朝”的虚名与侥幸，在风雨中勉强支撑。
雨幕深处，大沽口的轮廓渐渐模糊，像极了这个时代清朝海防的缩影——看似坚固，实则脆弱；看似警觉，实则麻木。 而牛野知道，如果马祖军不出来，这里不出三十年，这里将成为西洋舰队肆虐的战场，那些雨中的炮台，终将在隆隆炮声中，见证“天朝上国”幻梦的破碎。
姚大人也身披油布雨衣，头戴斗笠，站在牛野身边遥望那雨雾蒙蒙里的满清炮台。
他转身问牛野，“今日是否炮轰大沽口？”
牛野摇摇头，轻声说道：“明日派人先劝降，看看回应吧？”
姚大人苦笑，“这是徒劳，他们妻儿老小皆在大清治下，如何能不战而降？”
“再说这守军，我早年跟广州府水军来过这里。”姚耀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继续道，“大沽口驻着绿营兵，名义上是‘精锐’，实则大多是轮戍的懒散之辈。平日里，炮台上的兵丁不过百余人，轮流值守，剩下的不是蹲在营房里赌钱，就是偷偷跑去找窑姐儿。”
他指了指远处的土垒：“那些土垒和木寨，说是防备海盗，可连个像样的巡逻队都没有。雨下大了，土垒塌了一半，也没人管修。要是真来了战列船，这些玩意儿能顶什么用？”
姚耀祖压低声音：“更可笑的是，这里跟广州府水军那边一个吊样，朝廷虽然嘴上喊着‘海防要紧’，可实际上呢？兵部的饷银层层克扣，到了守军手里，连买火药的钱都不够。炮台上的火药常年受潮，引信潮湿，点都点不着！”
他叹了口气：“我们广州府水师还能查走私，死活能弄些银两，这破地方屁也没有。还有那些守将，多是八旗子弟或世袭的武官，平时只会骑马遛鸟、听戏听曲儿，真让他们指挥打仗？哼，能不瞎指挥就不错了！”
两人下达今日外海休整的命令，回到船舱热了一壶米酒暖暖身子，然后这两人极其无耻的严令，肖万里不得喝酒，暂时接替他们两个指挥舰队。
牛野其实没怎么关注过满清，他问姚耀祖，“到底啥叫绿营？这绿营和八旗到底啥关系？”
姚耀祖抱着一个暖手炭炉，抿了一口酒，放下酒碗，慢悠悠地说道：“牛野，你没在满清军中混过。其实这满清的天下，靠的就是两支军队——八旗和绿营。可别看他们都是打仗的，骨子里却尿不到一个壶里去！”
“先说八旗。”姚耀祖往后靠，翘起二郎腿，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屑，“这八旗兵，那可是满人的老本。当年老罕王努尔哈赤起兵，就是靠着这八旗铁骑，硬是把明朝打得屁滚尿流。八旗兵全是满人、蒙古人和汉军旗人，从小骑马射箭，打仗是他们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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