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州地界。
安从进单骑逃回邓州大营时，已是花山败后的第三日黄昏。残兵败将陆陆续续逃回，清点下来，随他北上的万余人马，折损超过三千，被俘、逃散者更众，更痛失衙内都指挥使安宏义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印信。
大营里弥漫着劫后余生的颓丧与惶惑，昔日叫嚣直取汴梁的锐气，被花山那场莫名其妙的惨败打得粉碎。
中军帐内，炭火盆烧得噼啪作响，却驱不散安从进心头的寒意与狂躁。他像一头困兽，在帐中来回踱步，甲胄未卸，须发凌乱，眼中布满血丝。
“节帅，”一名幕僚小心翼翼地道，“花山遇伏，事出蹊跷。然我军根基未失，邓州仍在围困，襄、均诸州亦在掌握。当务之急，是稳住建制，收拢溃兵，再图……”
“再图什么？！”安从进猛地转身，低吼道，“图那不知藏在哪里的伏兵？还是图那汴梁城里可能已经变天了的朝廷？”
花山遭遇的军队，其出现时机、作战方式，尤其是最后夺印擒将的手段，让他愈发怀疑自己的判断。那不像仓促应战，倒像早有算计。
他走到简陋的木图前，手指狠狠戳在均州的位置：“蔡行遇那边，还没有消息？”
均州刺史蔡行遇，是他起兵后，软硬兼施拉拢过来的重要盟友。均州虽小，但卡在山南东道与荆南、归峡诸镇之间，位置敏感。
蔡行遇手握数千州兵，态度却一直暧昧，既接受了安从进私下许下的“留后”职位和财货，又未曾公开打出反旗，与朝廷文书往来也未完全断绝，属于典型的骑墙派。
安从进北上时，命他镇守均州，保障侧后，并供应部分粮秣。
“回节帅，前日还有粮队送来，蔡使君信中说均州安宁，请节帅放心北进。”幕僚回答。
“放心？”安从进冷笑，“如今某新败，军心不稳，这蔡行遇还能不能‘放心’，就难说了。” 乱世之中，忠诚比纸薄，尤其是这些首鼠两端的地方官。
他必须确认蔡行遇的立场，至少，要把答应提供给自己的剩余兵员和粮草抓在手里，以稳住邓州大营的局势，应对可能来自汴梁方向的进一步压力。
“让从贵来！”他沉声道。
片刻，其弟安从贵入帐。安从贵比兄长年轻十来岁，勇武有余，智略稍逊，平日最得安从进信任，统领着一支千人的亲军精锐。
“大哥。”安从贵抱拳，脸上犹带着愤懑，显然已知花山之败。
“从贵，你带本部一千人，连夜出发，去均州。”安从进盯着弟弟，语气凝重，“去见蔡行遇。告诉他，我军虽小挫，但大局仍在。请他依前约，再拨两千兵，并后续粮草，速速送来邓州。你亲自押送回来。”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厉色：“此行，也是要看看那蔡行遇的虚实。若他推三阻四，或有不轨迹象……你见机行事。总之，人和粮，必须拿到手！”
安从贵慨然道：“大哥放心！量那蔡行遇一个书生刺史，也不敢耍什么花样！小弟定将兵粮带回！”
当夜，安从贵便点齐一千精兵，人人双马，轻装简从，出邓州大营，向均州疾驰而去。
与此同时，均州城内，刺史府邸。
烛光下，蔡行遇正反复看着两封信笺。一封是数日前安从进催促兵粮、要求他明确表态的，语气已带威胁。另一封，则是昨日深夜，由心腹家将冒死带回来的、来自汴梁的密信。
密信是桑维翰以政事堂名义所发，盖有留守宰相印信。信中并未过多斥责，只是冷静分析了局势：契丹已出兵，杜重威在河北动兵，朝廷已调遣高行周、宋彦筠等部南下，更提及南线焦继勋部已在唐州击破安从进主力，擒其大将，夺其节钺。
信末，桑维翰笔锋一转，言道朝廷知蔡使君受逆贼胁迫，情非得已，若能迷途知返，献均州反正，剿杀叛军，则前罪可恕，朝廷不吝封赏，保其家族与均州安宁。
两封信，两种前途，压得蔡行遇喘不过气。他年近五旬，进士出身，在这乱世中做到一州刺史，靠的不仅是文采，更是审时度势的谨慎。
依附安从进，本就是看其势大，且许以厚利，想着乱中取利。可如今，安从进北伐受挫，损兵折将，连大印都丢了，而朝廷反应如此迅速，援军已在调动，甚至汴梁周边都能拼凑出军队击败叛军主力……这风向，似乎变了。
尤其桑维翰信中那句“前罪可恕”，让他看到了转圜余地。乱世之中，武夫当国，文臣地位尴尬，能保住官位和身家性命已是万幸。安从进若成事，自己不过是众多归附者之一；若败亡，自己就是附逆从贼，抄家灭族之祸就在眼前。
而朝廷若能宽恕，哪怕官降几级，也能保得平安。
“安从进派其弟来催兵粮，已在路上。”心腹低声禀报。
蔡行遇眼神一凛。安从贵亲自来，既是催促，更是监视和威慑。这是安从进对他最后的试探和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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