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教育学习班的“改造”手段，并未仅仅停留在精神的规训与言辞的批判上。很快，一种更具实质性的、将思想压力与肉体劳役结合的方式，降临到了这八十九名学员身上。
“从明天开始，学习班成员，每日上午，按照分配名单，参与场部的公共区域清扫工作！”改造队负责人在一次学习结束时，用他那标志性的、不带感情的音调宣布，“劳动是改造思想最好的途径！要通过汗水，洗刷头脑中的污秽！具体任务，由各组负责人分派！”
美其名曰“劳动改造”，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惩罚与无处不在的监视。这份额外的劳动，意味着他们需要在完成本身的生产任务和学习班课程之外，再挤出时间和体力，去从事那些最脏最累、通常由受处分人员或表现最差者承担的杂役。
廖奎和谢薇被分派到的任务是清理场部区域内的几个公共厕所。这无疑是所有任务中最令人避之不及的之一。初春的天气虽然转暖，但厕所内的气味依旧刺鼻，积存了一冬的污垢需要用力刮铲，还要将清理出的污物运到指定的堆肥点。
第二天上午，天刚蒙蒙亮，两人便拿着分发下来的简陋工具——破旧的铁锹、木桶和硬毛刷，来到了指定的地点。与他们一同负责这片区域的，还有另外两名学员，其中一人正是周申。
空气中弥漫着难以言喻的气味。谢薇默默地将一块旧布围在口鼻处，挽起袖子，拿起硬毛刷，开始清理厕坑边缘顽固的污渍。廖奎则负责用铁锹将积存的污物铲入木桶，再一担担地挑往远处的堆肥坑。
劳动是沉默的。只有铁锹刮擦地面的刺耳声响、水桶晃荡的水声，以及偶尔因费力而发出的沉重呼吸声。
监视如影随形。一名改造队的年轻队员，抱着胳膊，站在不远处的屋檐下，目光如同鹰隼，扫视着他们四人的一举一动。他并不靠近，也不说话，但那种无声的注视，比任何呵斥都更具压迫感，提醒着他们此刻的身份和处境。
周申的动作显得有些慌乱，他负责提水冲洗，脚步匆匆，水桶里的水洒出来不少，溅湿了他的裤腿和布鞋，他也浑然不觉，只是时不时用眼角飞快地瞥一眼远处的监视者，脸色苍白。
在一次廖奎挑着担子从周申身边经过时，两人的目光有过极其短暂的接触。周申的眼神里充满了惶惑、疲惫，还有一丝难堪。廖奎的眼神则平静无波，只是极轻微地、几乎无法察觉地向下点了一下下巴，仿佛在说“专心干活”。周申似乎接收到了这无声的信号，用力抿了抿嘴唇，低下头，更加卖力地提水，尽管动作依旧笨拙。
另一次，当谢薇和另外那名女学员需要合力抬起一个沉重的、装满污物的木桶时，两人的手臂不可避免地碰到了一起。那一刻，谢薇能感觉到对方手臂的僵硬和微微的颤抖。她们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了一瞬，那名女学员眼中飞快地闪过一丝同病相怜的苦涩，随即又迅速移开，仿佛被烫到一般，只是闷着头，更加用力地抬起了木桶的另一边。
没有言语，只有汗水、污秽、沉重的体力消耗，以及在那无处不在的监视下，偶尔流露出的、一闪而逝的、带着警惕与共情的眼神交流。这种交流脆弱得如同风中残烛，却真实地存在着，证明着即使在最不堪的境地下，人与人之间那点微弱的联系，也并未完全断绝。
廖奎和谢薇沉默地干着活，将所有的情绪都掩藏在低垂的眼睑和机械的动作之下。汗水浸湿了他们的后背，难闻的气味沾染了衣角，但他们心中却异常清醒。这不仅仅是劳动，这是一场表演，一场在监视下证明自己“服从改造”、“甘心受罚”的表演。他们必须演好，不能流露出一丝不满或抗拒。
当上午的劳动终于结束，监督的队员冷冷地说了句“下午学习班准时”后转身离开，四人才如同获得特赦般，稍稍放松了紧绷的神经。他们默默地收拾好工具，各自散去，甚至没有一句道别。
走在回土坯房的路上，阳光照在身上，却驱不散那股由内而外的疲惫与屈辱感。新的任务与监视，如同套在脖颈上的又一道枷锁，让他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自身处境的艰难。然而，经过【幸福小屋】一夜慰藉而恢复的精神力，以及心中那份守护家人的坚定信念，支撑着他们将这额外的重负，也化为前行路上必须踏过的泥泞。他们知道，这只是开始，类似的“考验”，恐怕还会接踵而至。
关于父亲谢广安在家属区边缘的处境，廖奎和谢薇无法直接打听，更不能靠近观察。所有的信息，都如同破碎的瓷片，需要从旁人的只言片语、偶然的闲聊中，小心翼翼地拾取、拼凑，才能逐渐还原出那幅令人心碎却又不得不接受的图景。
这天傍晚，谢薇去马桂花家还之前借的针线筐。马桂花正在院门口收拾晾晒的干菜，见谢薇来了，热情地招呼她进屋坐。
“不了，嫂子，这就还给您，多谢了。”谢薇将针线筐递过去，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属于年轻职工的腼腆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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