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7日，礼拜天的晨光如一层薄纱，轻柔地漫过宜城那古老的城墙。我推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缓缓出了门。
车把上挂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那包经过无数次的摩挲，早已没了最初的挺括。里面裹着连夜用旧报纸包好的电大课本，油墨香混着报纸的霉味，在晨风中若有若无地飘散着，倒也透着股别样的新鲜劲儿。
最底下还压着本封面磨烂的《古诗选集》，那是前几年在沿江路废品站花五毛钱淘来的，如今竟成了我和“中文专业”唯一沾边的老物件，仿佛是一位沉默的老友，默默见证着我这一路走来的渴望。
我特意换上了那件蓝工装。这衣裳在机修厂穿了三年，袖口领口早已被岁月和汗水洗得发蓝，胳膊肘处还补过块补丁，针脚虽不细密，却也规整。
它留着股淡淡的机油味，那味道对于我来说，既熟悉又亲切，这是我最体面的行头。穿上它，就像进行一场无言的仪式，时刻提醒着自己今儿起要换个活法，要告别过去那个只知埋头干活、不懂诗书文理的自己。
可当我骑着车往市电大交通技校教学点走去时，街上那些穿着的确良衬衫的年轻人从身边匆匆而过，风卷着他们衣领的白边，轻盈而飘逸，倒显得我这工装像块不合时宜的老布，在这充满朝气的街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到了电大交通技校教学点门口，“广播电视大学八六级新生报到处”的红绸子横幅在风里轻轻飘着，像是一面旗帜，召唤着怀揣梦想的学子。
来来往往的学生多是斯斯文文的模样，女生穿着蓝裙子，裙摆随着步伐轻轻摆动，如同盛开的花朵；男生的衬衫扎在裤子里，显得精神而利落。我攥着帆布包，脚步有些迟疑地往里走。这时，守门的老大爷突然直起腰，他的眼神里带着一丝疑惑，大声喊道：“哎！修桌的师傅！二楼阶梯教室那几张课桌腿松了，快上去瞅瞅！”
我脸“腾”地就热了，仿佛被一团火烤着，手指把帆布包带攥得发皱，指节都泛白了。我急忙解释道：“大爷，我是来上课的，八六级中文班的新生。”老大爷眯着眼把我从上到下扫了一遍，那目光像是一把尺子，在衡量着我与这校园的契合度。
他又瞅了瞅我包里露出来的课本角，才撇着嘴摆手，有些不耐烦地说：“进去吧进去吧，别走错门，上课的在西边楼。”
我低着头，匆匆往里窜，后背像贴了层针，那声“师傅”扎得我心里发紧。原来这身穿了多年的工装，还没等我自己脱下，先成了别人眼里的标签，仿佛在告诉所有人，我与这充满知识气息的校园格格不入。
教室是间旧阶梯教室，木桌凳上刻着前上届学生的名字，那些名字歪歪扭扭，有的还画着歪歪扭扭的小人，像是岁月留下的神秘符号。
我挑了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刚把《现代汉语》摊开，前排就传来翻书的沙沙声，那声音像是春蚕吃桑叶，细密而急切。讲台上的刘教授推了推黑框眼镜，他的声音亮得能撞着墙：“同学们！你们是电大第二届中文班！别瞧着咱们是‘电视里教出来的’，可在这改革开放的年月，你们照样是奔着知识去的弄潮儿！知识能改变命运，这话就得在你们身上应验！”
刘教授的话如同一股暖流，流进我的心田，让我原本有些忐忑的心稍稍安定了一些。
然而，当课正式开始，讲的是古典文学基础，教授说起《诗经》的“风雅颂”，手里的粉笔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着，一串参考书目列下来，前排的同学立刻低头记笔记，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连成一片，像是一首紧张而有序的交响曲。
我却慌了神——只听过“关关雎鸠”，哪知道“赋比兴”是啥？握着钢笔的手越写越急，字歪歪扭扭挤在笔记本上，连“《楚辞章句》”的“辞”字都少写了两点，额头上的汗顺着鬓角往下淌，像是一条条小溪。
我生怕刘教授突然点我名字，那一刻，我仿佛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周围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无所适从。
课间休息时，并排两个穿衬衫的男生凑在一块儿说话。一个男生兴奋地说：“昨儿读了北岛的《回答》，那句子写得，比咱们中学学的带劲多了！”另一个男生立刻接话：“阿城的《棋王》你看没？寻根文学就该是这味道！”
我手里的钢笔顿在纸上，那些词“北岛”“阿城”“寻根文学”，像听天书似的，在我的耳朵里转了圈就飘走了。
我低头摸了摸课本上“广播电视大学”的烫金字，忽然觉得这几个字沉得压手。
原来能坐在这教室里，不过是跨了第一步，前面还有道看不见的沟，那沟深不见底，仿佛要将我吞噬，而我得一步一步往上爬，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和未知。
放学时，校门口挤得满当当，人群像潮水一般涌动。我推着自行车慢慢走，脑子里还混着“风雅颂”和没听懂的名词，心里头空落落的，如同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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