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墨宇家里终于恢复了之前的“空荡”。
十几天林墨娟走了，像一阵突如其来的台风，卷走了家里冰箱里剩余的食物、几件林墨宇没来得及收好的零钱，留下了满地的零食碎屑、洗手池边干涸的水渍，以及空气中尚未散尽的、属于儿童和廉价香水的混合气味。她没有说去了哪里，只是在某个清晨，趁着林墨宇还没起床，带着两个孩子和鼓鼓囊囊的行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只在餐桌上留下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走了，钱以后还你。照顾好自己。”
“以后”是多久？林墨宇不知道，也并不真的期待。他将纸条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连同那点微不足道的、或许从未存在过的“亲情愧疚”，一起丢弃。
一同被丢弃的，还有桌上那堆破碎的“火种”零件。
他出门时捡到了从楼上窗口扔下的它，
然后在一个清理垃圾的晚上，他将那个撕烂的银色信封和里面所有的残骸，毫不留恋地扫进了黑色的垃圾袋，打了个结，放在了门口。它们静静地在那里待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被保洁收走，彻底消失在他的世界里。那点曾短暂亮起的微光，那丝指尖的麻痒，仿佛都只是高压疲惫下的错觉。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有的轨道。那条被磨得光滑、冰冷、看不到尽头的轨道。
地铁依旧拥挤，像沙丁鱼罐头。林墨宇抓着吊环，身体随着车厢摇晃，目光空洞地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千篇一律的城市景观。偶尔能看到远处某栋大楼外围着警戒线，或者天空有异常的闪光，提醒着这个世界并不太平，但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他只是一个需要准时打卡的零件。
走进写字楼，空调的冷气依旧。工位隔断像苍白的墓碑。打开电脑，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和图表是他每天需要面对的全部世界。
“林墨宇，上季度的数据分析报告，下班前发我。”部门经理的声音从隔板那边传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好的，经理。”他应了一声，声音平稳，听不出情绪。
手指在键盘上敲击，发出单调的嗒嗒声。他处理着邮件，核对数据，填写永远也填不完的表格。周围的同事依旧在低声交谈，话题从“火种”资格转移到了最近的异变事件、物价上涨，或者某个同事终于拿到了资格后隐隐的炫耀。林墨宇从不参与这些讨论，他只是沉默地做着自己的事，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
午休时，他独自一人去楼下的便利店，买了一个最便宜的三明治和一瓶矿泉水，坐在靠窗的高脚凳上，默默地吃着。窗外车水马龙，行人匆匆，每个人都像被无形的线牵引着，奔向各自茫然的目的地。他看到玻璃上倒映出自己的脸，一张缺乏睡眠、眼神黯淡、没有任何特色的脸。
他想起了那张租金涨到一千八的通知单，月底的期限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计算着银行卡里微薄的余额，计算着下个月发薪的日子，计算着如果搬走，押金能拿回多少，以及寻找新住处需要付出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每一个数字都让他感到一阵无力。他甚至没有力气去愤怒或焦虑，只剩下一种被掏空后的麻木。
下午，经理把他叫到办公室。
“小林，这个新项目你跟进一下。”经理递过来一沓厚厚的资料，“客户要求比较高，数据要得急，周末可能需要你加个班。”
不是商量的口吻，是通知。
林墨宇看着那沓资料，感觉它们像一块巨石，压得他喘不过气。他想起了房东冰冷的眼神，想起了姐姐毫不负责的逃离，想起了那堆被扔进垃圾桶的、破碎的“可能性”。一股极其微弱的、几乎要被麻木吞噬的反抗意识，在心底最深处挣扎了一下。
他张了张嘴，喉咙干涩。他想说“我周末有事”，或者“能不能换个人”，哪怕只是问一句“有加班费吗？”。
但他最终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接过那沓沉重的资料，点了点头，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好的，经理。”
他拿着资料回到自己的工位，将它们放在已经堆满文件的桌面上。电脑屏幕的光映着他毫无波澜的脸。他重新坐下，拖动鼠标，点开一个新的表格，开始输入数据。
敲击键盘的声音，在嘈杂又寂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单调而沉重。
下班时间到了，同事们陆续离开。林墨宇没有动，他需要加班处理经理刚扔过来的“急活”。办公室的灯一盏盏熄灭，最后只剩下他头顶这一片惨白的光晕。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干涩的眼睛。极度的疲惫感从骨头缝里渗出来。城市的霓虹灯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他脸上投下明明灭灭的光斑。
就在这时，毫无征兆地——
他的右手食指指尖，那个曾经触碰过破碎火种元件的地方，猛地传来一阵清晰的、尖锐的刺痛！
不是幻觉，不是麻痒，是实实在在的、针扎一样的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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