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刚搬到墨尔本那会儿，口袋里没几个钱。父亲说，这里是机会之地，可我只看到满眼的陌生。我们从义乌来，带着十几大箱小商品——手机壳、充电线、迷你电扇、造型奇特的钥匙扣，还有会发光的陀螺。这些在国内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在这里居然能卖上价钱。
仓库位于城市西北边的工业区，铁皮屋顶，水泥地面，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又冷得刺骨。仓库被隔成两半，前面摆货架，后面是我们住的两个房间，中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石膏板。夜里，我总能听见老鼠在天花板上开运动会。
但最奇怪的，是那些声音。
搬到这里的第三晚，我就被吵醒了。那时已是深夜，工业区死一般寂静，连货车的声音都消失了。
“你从来就不听我的！”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带着哭腔。
“听你的？听你的能有什么出息？”年长者的声音沙哑而愤怒。
然后是一个女人啜泣的声音，微弱却持续，像永远不会停的雨。
我坐起来，耳朵贴在墙上。声音不像从邻居那里传来——这附近仓库间隔至少五十米，且大多只做仓储，没人会住在这种地方。那声音仿佛就源自我们这间仓库的某个角落，却又无处可寻。
第二天早餐时，我提起这事。母亲的手抖了一下，热茶洒在了桌上。
“我也听见了。”她轻声说，眼睛不敢看我们。
父亲哼了一声，“是风的声音，仓库区晚上风大，穿过铁皮缝就像人哭。”
但那天晚上，声音又来了。这次我听得更清楚些。
“我就不能有自己的选择吗？”年轻声音问。
“选择？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吗？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吗？”年长者回击。
哭泣声始终作为背景音存在着，不激烈，但绝望。
我悄悄起床，顺着声音寻找。声音引导我走向仓库前面的货架区。月光从高高的窗户洒下来，在那些来自义乌的商品上投下诡异的影子——塑料娃娃的眼睛反着光，一排排手机壳像等待检阅的士兵，微型电扇的叶片偶尔被夜风吹动，轻轻转动，仿佛有人在旁边经过。
声音似乎就是从那片货架区传来的，可当我走近，却又突然消失了，只剩下自己的心跳声。
第三天，父亲带我一起去市场摆摊。那是周末露天市场，各色人种穿梭在摊位之间。父亲的中式英语听起来很费劲，但他坚持自己与顾客交流。我负责找零和装袋。
下午三点左右，一位华裔老人来到我们摊前。他仔细地看着每一样商品，手指轻轻抚过一支玉石发簪。
“从义乌来的？”老人问，口音像是广东一带的。
父亲点点头，“刚来两个月。”
“住哪里？”
“附近仓库区，租了个带房间的仓库。”
老人的手突然停在半空，他抬头直视父亲：“是不是晚上能听见声音？”
我和父亲对视一眼。父亲皱眉：“什么声音？”
“争吵声。父子争吵，母亲哭泣。”
我后背一阵发凉：“您怎么知道？”
老人放下发簪，眼神变得深远：“那仓库我二十年前也住过。从香港来，带着所有家当——几个大箱的电子表和计算器。那时候，很多新移民都住那种仓库，前面卖货，后面住人。”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那声音，我也听过。我父亲凶，我性子倔，几乎天天吵。母亲总是在哭。后来父亲车祸走了，我和母亲搬了出去。”
“您是说...那是您过去的声音？”我问。
老人摇摇头：“不止我。那仓库换过好多租客，都是刚来的移民家庭。压力大，父子冲突多。听说好几个人都听过那声音。有人说那是回声，不是某个家庭的回声，而是所有移民家庭都会经历的痛苦的回声。”
父亲付之一笑：“迷信。”
但老人神情严肃：“小心为好。那声音...会传染。”
当晚没有争吵声。我反而睡得不安稳，凌晨四点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于是起床到前面的货架区整理货物。母亲早已在那里，对着账本发呆，眼圈黑得像被人打过。
“妈，你没睡好吗？”
她勉强一笑：“想起刚跟你爸结婚那会儿，也是住小房子，经常为钱吵架。现在条件好了，反而...”
她没说完，但我懂她的意思。来澳洲后，父亲压力更大，脾气更急躁了。
又过了三天平静日子。我以为那声音消失了，直到周五晚上。
那天因为货单问题，我们可能被罚款。父亲整天黑着脸。晚饭时，我只是说了句“不想再去市场摆摊，想专心准备大学申请”，就点燃了导火索。
“大学？你知道学费多少吗？我们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父亲摔了筷子。
我积压已久的情绪也爆发了：“不是为了让我重复你们的生活吧？天天蹲市场，跟人讨价还价，回到这个冰冷的仓库听 ghost 的声音！”
“Ghost？哪有 ghost？只有不知感恩的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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