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胸口发闷，不是一天两天了。进入这个龙年，他刚满四十八，本命年的红绳还是我硬给他系在手腕上的，他嫌碍事，总想偷偷摘掉。他说那闷，不像喘不上气，倒像是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沉甸甸地、不分昼夜地碾在他心口上。我们为此吵过，我说去医院彻查，他说我咒他，项目紧要，没空。后来，我们便不吵了，也不怎么说话了，家里冷得像提前入了三九。
算起来，那是我们冷战的第七天。七天里，除了必要的“嗯”、“啊”，再没别的。屋里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秒针蚕食时间的声音。那天晚上，不知怎么了，我心里一阵阵发慌，手心里莫名沁出冷汗，坐立难安。眼睛瞥过手机通讯录，鬼使神差地，手指就落到了那个许久未拨的视频通话键上。连我自己都愣住了。
接通得很快。屏幕亮起来，显出陈远的脸，在办公室惨白的灯光下，带着显而易见的疲惫和一丝没掩饰住的惊愕。他似乎也没料到会是我。
“有事？”他问，声音有些干涩。
我看着他，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质问他为什么不回家？还是问他吃饭没有？话在喉咙里滚了几滚，最终变成了一句干巴巴的陈述：“家里……车充不了电了，灯也坏了几个，找师傅来看，没查出毛病。”
他嘴角扯动了一下，像是个笑，却又没什么笑意。“哦，小事。等我回去看看。”他顿了顿，像是要结束这尴尬的对话，忽然抬高了点声调，带上了惯常谈起工作的那种神气，“我这儿接了单大项目，成了的话，今年就轻松了。”
视频那头，他背景里那个本来就不太明亮的壁灯，忽地闪了几下，毫无预兆地，彻底熄灭了，将他半边脸隐入更深的阴影里。几乎同时，我听见耳机里传来细微的、滋滋的电流噪音。
我的心猛地往下一坠。
“……你要注意身体。”这话脱口而出，轻飘飘的，连我自己都觉得无力。
他含糊地应了一声，屏幕暗了下去。
那一夜，我睡得极不踏实，乱梦颠倒。一会儿是年轻时我们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在田埂上飞驰，车铃叮当作响；一会儿又是无边的黑暗，只有心电图拉成一条直线的滴声，长得让人窒息。
第二天中午，手机尖锐地响起来，是他公司的号码。同事小张的声音又急又慌，语无伦次，我只听清了几个词——“陈总”、“倒下”、“抢救”、“市一院”。
天旋地转。
我几乎是凭着本能冲出家门的。赶到医院抢救室，那扇紧闭的门上方，红灯亮得刺眼，像一只冷酷的、窥探命运的眼睛。我僵在门口冰凉的塑料椅子上，手脚都是麻的。就在这时候，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物业发来的消息，提醒我车位管理费到期了。我无意识地划开屏幕，看到家庭智能灯光的APP推送了一条状态通知——几分钟前，家里所有失灵的灯，突然齐刷刷地恢复了正常。
那一刻，抢救室的红灯，和手机屏幕上“灯具已开启”的绿色提示，两种颜色在我眼前交织、碰撞，撞得我头晕目眩。一股说不清的寒意，从脚底板直窜上天灵盖。
抢救算是暂时成功了，但人没醒。陈远被推进了ICU。专家会诊了好几轮，结论都大同小异：大面积心肌梗死，脑部缺氧时间过长，预后极不乐观。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个植物人。主治医生姓王，是个面色沉静的中年男人，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话说得委婉，但意思明确：“家属要有心理准备，可以考虑……后面的事情了。”
我不肯信。我怎么能信？那个前几天还在视频里，尽管疲惫却仍说着要接大项目的人，怎么会就这么没了声息？
儿子小峰从学校赶回来，哭得眼睛红肿。我搂着他瘦削的肩膀，看着ICU那扇隔绝生死的玻璃门，一字一句地说：“你爸肯定会醒来的。”这话是说给他听，更是说给我自己，说给这无常的老天爷听。“你看，我们家的灯，不是自己好了吗？车也能启动了。这是兆头，你爸他……舍不得我们。”
我搬了个折叠床，日夜守在ICU门外。护士们看我执着，有时也网开一面，放我进去待一小会儿。我不能为他做什么，只能一遍遍用温水给他擦洗僵硬的手脚，跟他说话，说小峰的期末考试，说家里那盆茉莉打了新的花苞，也说我们恋爱时，他笨手笨脚给我编的那个丑丑的狗尾巴草戒指。
有一次，我给他调整枕头的位置，手伸到枕头底下，指尖忽然触到一小片粗糙的、磨得起了毛边的布料。我轻轻把它抽了出来。
是一个小小的、红色的平安符。布料已经褪色发白，边角处线头都磨开了，露出里面干硬的填充物。认得出来，是我们结婚前，一起回他老家，在他家后面那座小山的土地庙里求的。当时他说我迷信，却还是陪我跪在蒲团上，恭恭敬敬地磕了头。庙祝给了两个，我们一人一个。我的那个，早不知丢到哪里去了，没想到他的这个，竟一直带在身边，放在离心脏最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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