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信率领的秦军主力，如同一柄烧红的利刃，在楚国的土地上高歌猛进、肆意切割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踏入一个精心编织的、冰冷的陷阱之中。这个陷阱的编织者，正是他们急于寻找却始终不见踪影的楚国名将——项燕。
与李信的锐气张扬、急于求成截然相反，项燕如同一头经验丰富的老狼，在阴影中潜行，耐心地等待着猎物露出破绽。
面对李信和蒙恬两路秦军的闪电攻势，项燕的反应堪称冷静到了极致。他没有像热血将领那样，立刻集结主力，寻找秦军决战，以扞卫国土。相反，他做出了一个在常人看来近乎“怯懦”的决策——主动后撤，避其锋芒。
他下令楚国北部地区的守军，面对秦军的猛攻，可以进行象征性抵抗，然后“有序”地向后撤退，放弃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城邑，比如平舆、寝丘，甚至包括城父。他的目的非常明确：
1. 诱敌深入：让李信觉得楚军不堪一击，助长其骄狂之气，引诱他不断向南深入，远离秦国本土和稳固的后方基地。
2. 拉长补给：秦军深入楚境越远，其后勤补给线就越长，越脆弱。在通讯和运输条件落后的时代，一条漫长的、缺乏保护的补给线，是远征军的命门所在。
3. 集结力量：在后退的过程中，项燕秘密地将散布在各处的楚军精锐，尤其是他直接统帅的主力部队，向预设的决战区域集结、隐蔽。他像一位高明的棋手，宁愿舍弃边角之地，也要在中腹积蓄足以致命的力量。
于是，战场上出现了一种诡异的景象：秦军在前面高歌猛进，攻城略地（虽然很多城是楚军主动放弃的），感觉势如破竹；而楚军的主力却如同鬼魅般，在秦军的视线之外悄然移动、汇聚。项燕甚至派出小股骑兵，不断骚扰秦军的后勤运输队，但并不进行大规模交战，只是像蚊子一样叮咬，进一步消耗秦军的精力和物资。
李信派出的斥候，回报的往往是“楚军望风而逃”、“项燕主力去向不明，疑似退往寿春”之类的消息。这些消息，更加坚定了李信“楚军怯战、一击即溃”的判断，也让他更加急切地想要找到项燕主力，进行决战，毕其功于一役。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被一条无形的线，牵引着，走向一个危险的深渊。
就在李信大军深入楚地，项燕暗中布局的同时，一个被所有人（包括嬴政和李信）几乎遗忘的关键人物，正在秦军的“后方”——郢陈（今河南淮阳），经历着内心的激烈挣扎与最终的抉择。
这个人，就是昌平君，熊启。
他身份极其特殊：他是楚国的公子，身上流淌着楚国王室的血液；但同时，他又是秦国的丞相（曾任），深受嬴政的信任（至少曾经是）。在秦国攻占楚国的旧都郢陈一带后，为了安抚当地的楚人，嬴政特意任命这位有着楚国王室背景、又在秦朝为官多年的昌平君，前来坐镇，负责治理和稳定工作。
这原本是一步妙棋，利用昌平君的特殊身份，来缓和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矛盾。
起初，昌平君也确实兢兢业业，努力平衡着秦国的利益和楚人的情感。他推行秦法，但也尽量照顾楚地的风俗；他征收赋税，但也会在职权范围内，为遭受战乱的楚人争取一些喘息之机。他就像一个走钢丝的人，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
然而，平衡是脆弱的。
李信伐楚战争爆发后，一切都变了。
秦军虽然势如破竹，但其“以战养战”的策略，在楚地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了掠夺和暴行。李信为了追求速度，对后勤保障并不上心，军队的补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沿途楚地城镇的征发（实为抢掠）。秦军士兵在胜利的刺激和长官的默许下，对待楚地百姓的态度也愈发粗暴。
这些消息，如同无数根细针，不断刺痛着昌平君的心。他看着故国的土地被秦军铁蹄践踏，听着故国的子民在秦法（或秦军的暴行）下呻吟，一种深沉的负罪感和对故国的情感，如同沉睡的火山，开始在他心底复苏、涌动。
更让他感到不安和寒心的，是来自咸阳的风向。嬴政在统一过程中，表现出的那种越来越强烈的、不容置疑的集权意志，以及对原六国贵族、文化日益明显的打压和同化趋势，让昌平君这样的“异类”感到前途渺茫。他深知，自己这个楚国公子的身份，在和平时期或许是安抚的工具，但在天下一统之后，很可能就会变成需要被清除的“隐患”。
就在这时，来自楚国方面的秘密联络，也如同暗夜中的萤火，悄然抵达了郢陈。
项燕，或者其他楚国的忠臣，没有忘记这位身在秦营的公子。他们派来密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也可能带有威胁）：
“公子乃楚王室血脉，岂能坐视宗庙倾覆，社稷沦亡？”
“暴秦无道，侵我疆土，戮我人民！公子若能振臂一呼，楚人必然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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