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罗伊独自一人走上听证席，面对着一排排充满审视与怀疑的目光。
他没有为火灾的真伪做任何辩解，那会让他陷入凯利设置的泥潭。
他只是平静地拿出一个录音播放器，按下了播放键。
一阵嘈杂的电流声后，清晰的无线电通讯声响彻整个会场：“B区墙体承重不足，差分机建议从三点钟方向破拆！”“二组注意接应，担架准备！”“所有人注意头顶横梁！重复，注意横梁！”所有的指令，全都是急促而有序的中文。
在场的议员们没人能听懂具体内容，但那份刻不容缓的紧张和井然有序的专业，却通过声音本身传递给了每一个人。
录音结束，康罗伊又递上了一封信，上面是费城消防队长的亲笔签名和印章：“若无护路兵团的及时支援，此次火灾的伤亡人数至少翻倍。”最后，康罗伊抬起头，目光扫过全场，淡淡地说道：“如果这是一场表演，那么请问在座的各位——谁愿意用自己的命去演？”整个听证会场寂静无声，只有窗外街头的喧嚣隐隐传来。
委员会主席沉默了良久，最终敲下了木槌：“关于此事的调查，到此终止。”
当晚，康罗伊独自来到市立医院。
烧伤最重的士兵名叫陈阿柱，一个来自广东的渔民，入伍才刚刚两个月。
为了从火墙下救出一个孩子，他的整个后背被严重灼伤。
少年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如纸，嘴唇干裂。
看到康罗伊，他虚弱地扯了扯嘴角，用气若游丝的声音问：“长官，我们……我们真的能留下来吗？”康罗伊没有回答。
他只是从口袋里拿出一面小小的旗帜，旗帜上绣着一枚铁灰色的齿轮，然后轻轻地将它插在陈阿柱床头的花瓶里。
临走时，一名护士轻声告诉他：“他一直盯着那面旗子看，直到麻药的劲儿上来才睡着。”
回到办公室，桌上放着艾米丽传来的新稿清样。
他翻到最后一页，结尾处写着这样一段话：“当火焰吞噬你的家园时，没有人会问前来拯救你的那双手，来自哪一片大陆。人们只会记得——那双手，足够烫，也足够暖。”康罗伊合上文件，走到窗边。
远处，差分机塔顶的红光在夜色中如一颗坚韧的心脏般跳动。
而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一面被暴雨浸透的铁齿轮旗帜，正在晚风中缓缓飘扬。
它没有降下，因为它从未被真正升起过；它只是，终于被人看见了。
寂静的办公室里，只有机械钟摆的滴答声。
就在康罗伊以为这个夜晚将以难得的平静收场时，他办公室的门，被笃、笃、笃地敲响了。
三声，不轻不重，却在沉寂的空气中激起了一圈无形的涟漪。
那三声轻叩像石子投入深潭，涟漪的核心却在数里之外的费城总医院。
康罗伊在清晨六点的薄雾中抵达，天色是那种即将破晓的灰蓝色。
他没有带任何随从，只有一只黄铜镶边的差分机记录仪被他提在手中，冰冷的金属外壳上凝结着清晨的湿气。
他绕开了等在门口的记者，径直走向档案室。
在那里，整晚的救援行动被转化为冰冷的数据流：消防调度时间线、警方通讯日志、超过五十份市民的口述证词。
差分机齿轮低声转动，将混乱的事件碎片重组成一份严谨的报告——《应急响应对比分析》。
报告的终点是应急管理局局长，一位名叫麦克阿瑟的退役陆军上校的办公室。
这位以排外和固执闻名的老人，办公桌上只放着一本《联邦党人文集》和一面褪色的星条旗。
康罗伊将简报放在他面前，没有寒暄，更不谈论政治或种族。
他只指着数据：“上校，昨夜若无护路兵团的介入，从第一声火警到核心区域疏散完成，时间将延迟至少十七分钟。根据火势蔓延模型，预估死亡人数将从四人攀升至十三人。”
麦克阿瑟上校粗糙的手指在印着伤亡曲线的纸页上摩挲，许久没有说话。
办公室里只有老式挂钟的滴答声，像是在为沉默计时。
康罗伊没有催促，他知道对于一个老军人而言，战损报告的重量胜过千言万语。
终于，上校拿起笔，墨水在纸上留下一个深重的印记。
他在报告末页的空白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旁边还有一行批注：“建议纳入民间应急协作名录。”
当康罗伊的逻辑与数据在官方体系内凿开一道裂缝时，詹尼的攻势已在无形的舆论场上展开。
她连夜协调《大西洋月刊》的网络电讯系统，一篇题为《谁定义英雄？
》的讨论稿，如精准投送的传单，同步出现在全美十二个主要城市的读书会终端上。
詹尼的笔触极为巧妙，她避开了“华人英雄”这类容易引发对立的宏大叙事，而是聚焦于一个无法辩驳的细节：那个名叫陈阿柱的士兵，入伍前是广东台山的一名渔民，家中五口人赖以为生的，只是一条打满补丁的破旧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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