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七年九月中旬，一颗用石灰仔细腌过的头颅被快马送入京师——正是自称“曹操”的流寇首领罗汝才。
此人千不该万不该，逃出陕西之后偏偏选择进入山西。他或许以为能在此地重整旗鼓，却不知如今的山西早被孙承宗经营得铁桶一般。他手下那千余兵马，与其说是是进入，不如说是从陕西千里迢迢赶去给孙总督送上了一份军功。
这罗汝才倒也算有些能耐。虽一入山西便遭重创，部队星散，他却硬是凭着重新聚拢的几十号亡命之徒，在崇山峻岭间又硬撑了一年多，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
他目标不大，却影响极坏。山西境内的富商豪族岂容这等宵小在自己地头上放肆？这些平日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势力，此番竟亲自带着豢养的家丁护院，漫山遍野追剿罗汝才。这群熟悉地形、手段更狠的“地头蛇”，追索起来比官兵还要卖力。
终于，在一场精心设计的围堵中，罗汝才被逼入绝境，头颅被豪强们毫不客气地斩下，成了他们向朝廷表功的凭证。
至于另一魁首张献忠？自河南突围后，他便如人间蒸发，音讯全无。有传言说他遁入湖广，也有说其潜回陕西，但踪迹缥缈，真伪难辨。无论如何，经此一役，他纵能苟全性命，也再难复昔日气候。
一场自崇祯元年开始，席卷数省、撼动天下的农民起义，在持续七载之后，终于逐渐平息。
朱由检并未命人将其悬竿示众。他只是静静下旨，令以庶人之礼将其安葬。在他心中，这颗头颅所承载的，远不止是一个叛贼的终局，更是他这个皇帝未能尽责的证明。
“若非陕西饥荒迟迟未解，若河南民生早得抚恤……他罗汝才，或许本可为一安分良民。”
天下虽暂得平定，但根本症结并未消除。勋贵豪强依旧广占田亩，藩王宗室仍然坐拥万顷，而那些在地里刨食的百姓，日子依旧悬在“勉强活着”与“快要饿死”之间。
至于另一位被生擒的贼首高迎祥，朱由检也未取其性命。他命人在京郊僻静处建了一处不起眼的院落，将其安置其中。有墙围拢，有军士看守，衣食用度皆由内帑拨发——高迎祥此生不得复出，直至老死。
这看似宽仁，实则是另一种囚禁。朱由检以一座安静的牢笼，判了他无期之刑。他不愿再杀人立威，却也无法纵虎归山。
天下看似重回宁静，而朱由检深知：一日土地之弊不除，一日吏治不清，这寂静之下，便仍涌动着未知的危机。
随着罗汝才的首级一同送达京师的，还有一箱箱沉甸甸、封着北欧火漆的白银，总计一百万两。这是丹麦-挪威联合王国向大明皇帝支付的第一笔无息贷款。
朱由检站在内库前，默然注视着宦官们抬着箱子鱼贯而入。白银撞击的闷响在空旷的库房中回荡，他却忽然蹙起眉头，心底泛起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异样——
“这合约签定至今尚不足两月，即便以最快船速，往返欧陆与大明也绝无可能如此迅捷……莫非他们早料定朕必会答应，连银子都提前备好了？”
这一刻，他仿佛觉得自己的一切决策，早被万里之外的异邦人算得分明。
实则，倒是他多虑了。这一批白银，本就是随丹麦使团一同启程的“见面礼”。对方确有意在条约签署后即刻献上，以显诚意。不料人算不如天算——
自“开海”令下，沿海码头空前繁忙，劳力顿时紧缺；而新整肃的驿站与纷纷转行承运的镖局虽生意火爆，却一时也难以调配出足够可靠、且能长途押运如此巨款的人手。几经周折，待找到合适人选并确保沿途无虞，时间早已蹉跎而过。
原本应在崇祯七年八月底送抵的银两，就这么被硬生生拖到了一个月，阴差阳错，竟与罗汝才的头颅同日抵京。
当然了，我们的崇祯皇帝那点犹豫并未持续太久。他随即大手一挥，径直拨出五十万两白银交付工部，严令加紧招募工匠，务必全力配合丹麦工匠，将天津港从纸面蓝图变为实实在在的枢纽大港。
待内库沉重的门扉再次合拢，朱由检的目光落回那剩余的五十万两白银上，心中飞快盘算起来：“皇庄划出去二万顷地给了福王叔，折银约莫十五万两……待到四月，预期还能有八十万两金花银解送入库。如此，朕的手头便能动用一百四十五万两之数。”
这一笔账算下来，他不由微微颔首，露出一丝难得的、带着倦意的满意。“至少……比前几年捉襟见肘、年关时库中只剩一两万残银的光景，要宽裕多了。”
他甚至开始憧憬，倘若今年再无大的天灾人祸，或许岁末之时，真能攒下将近一百万两的结余。
想到此处，连他自己都未察觉——他早已下意识地将那每年额定一百万两、实则年年拖欠的金花银，默认为实打实的八十万两了。曾经的应有之义，在长年的亏空与失望中，竟已变成一种需要庆幸的“不错”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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