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九月末，一份由兵部左侍郎卢象升与漕运总督袁继咸联名呈递的紧急奏本，被火速送抵乾清宫，静静躺在朱由检的御案之上。
朱由检展开奏本，卢、袁二人恳切而又沉痛的字句映入眼帘。
他们并未为罗教叛逆开脱，而是极其冷静地陈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事实：
罗教在运河沿岸百余年的渗透，早已盘根错节，深入民间肌理。
若严格按照《大明律》中“谋逆”罪株连之法条彻查严办，此次牵连之广，将远超此前预估。
奏本中写道：“……罗教蛊惑之深，非止一朝一夕。沿岸百姓，或因生计所迫，或因家族传承，信从其说者甚众。若必究其从逆之罪，则十户之中，恐有二三牵连其中。”
“臣等非敢徇私，然实不忍见运河两岸，竟成一片焦土，万里漕波，尽染血色……若行大赦，只惩首恶，宽宥胁从，则可使惶惶人心速定，漕运复苏可期，数十万生灵得存，陛下仁德之名亦将广播……”
奏疏的最后，是一个触目惊心的预估数字：
若严办，此次仅因“从逆”被处决者，恐不止十万；而因株连被流放、贬奴者，或将高达三十万众！
朱由检拿着奏疏的手，微微一顿。他缓缓闭上眼。
良久，他才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充满了无尽疲惫与无奈的叹息：“卢象升和袁继咸……倒是给朕找了个台阶下。百万漕工……是真有百万之众牵涉其中啊……杀不完，根本杀不完……”
他之前那“皆杀”的旨意，是乱世用重典的雷霆手段，是为了最快速度扑灭叛乱之火。
但当这火势蔓延的范围远远超出预期，以至于若要彻底扑灭就需要焚毁整片森林时，作为统治者，他就不得不权衡了。
持续的杀戮，不仅会彻底摧毁运河沿岸的生产力，使得漕运恢复无望。
更可能激起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民变，将更多原本可能中立观望的百姓彻底推向朝廷的对立面。卢象升和袁继咸的奏本，适时地提醒了他这一点。
“罢了……一味杀戮，终非长久之计。能抚则抚吧。”
他提起朱笔，在那份奏疏上批下了一个“可”字。
随即，他吩咐王承恩：“拟旨。准卢象升、袁继咸所奏。对此次罗教案中，除首要逆犯及骨干分子外，其余被裹挟入教、参与叛乱之普通教众及漕工，予以特赦，既往不咎。着其尽快登记造册，安心生计，不得再行聚众滋事。若有再犯，定斩不饶！”
这道圣旨连同他那份批了“可”字的奏疏，被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再次送往江北。
当卢象升和袁继咸接到这道圣旨时，两人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圣旨迅速被誊抄张贴于各处码头、城镇。消息传开，原本笼罩在运河沿岸、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终于出现了一丝松动。
无数提心吊胆、唯恐被牵连的普通家庭，仿佛在无尽黑暗中看到了一线生机，那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感难以言表。虽然对朝廷的恐惧犹在，但至少，活命的希望回来了。
当朱由检在江南深陷于漕运、罗教、士绅中焦头烂额、疲于应付之时，远在关外的盛京，后金之主皇太极却从未将目光局限于辽东一隅。
他毅然派遣了自己最为倚重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以及勇猛善战的长子——肃亲王豪格，率领一支由两万八旗精锐组成的远征军，执行一项秘密而艰巨的任务：沿着此前零星接触过的“罗刹鬼”的路线，翻越巍峨的大兴安岭，向北探索、扩张并征服。
他们跋涉于原始森林、跨越冰封的河流、忍受着酷寒与未知的危险。
凭借其强大的战斗力、严密的组织和适应恶劣环境的能力，他们最终成功穿越了天险，进入了黑龙江中上游乃至外兴安岭的广袤区域。
在那里，他们果然遭遇了更多沙俄的探险队、哥萨克武装以及零星建立的殖民据点。
这些罗刹人依仗火器之利，试图抵抗。然而，他们面对的是处于绝对上升期、战术纪律严明且同样悍不畏死的八旗劲旅。
多尔衮与豪格根本不屑于与这些被视为“蛮夷”的入侵者多费唇舌。
他们的政策简单、粗暴而有效：凡持械抵抗者，无论多寡，一概诛灭，焚其据点，以最残酷的手段立威。
凡放弃抵抗或被迫投降者，则将其人口、财物全部掳掠，强行迁往辽东，编入“包衣奴籍”，充实清的人口与劳动力，美其名曰“沐浴天恩，成为大清国的包衣奴才”。
这场跨越山岭的远征，与其说是探险，不如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武装殖民和人口掠夺。
八旗铁蹄所至，原本零星分布的俄罗斯殖民点被连根拔起，当地的索伦、达斡尔等部族也被顺势降服或裹挟。
大量的土地、资源以及人口被纳入后清的控制范围。
当远征军惨败、万人被俘的噩耗，经过漫长而曲折的驿路传回遥远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时，时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的反应，却并非深思熟虑后的谨慎，反而更像是一种被触怒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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