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愿重新签约为佃户者，免死！”
“凡自愿交出田地、屋宅者，免死！”
这成了他们肆意屠杀前，例行公事般喊出的口号。
所谓“免死”，往往不过是沦为失去一切、任其驱使的奴仆，或是被驱赶着走向更未知的苦难。拒绝或迟疑，便意味着立时三刻的人头落地。
广袤的江南乡村，由此陷入了比城池更深沉的恐怖与血海之中。
田园荒芜，炊烟断绝，幸存者瑟缩于山林沼泽，朝廷曾努力赋予他们的一线生机与尊严，在旧阶级卷土重来的复仇之火中，几乎焚烧殆尽。
这不仅仅是战争，这是一场针对特定人群、旨在彻底逆转社会变革的阶级清洗。
可是，这帮被蔑称为 “泥腿子” 的庄稼汉，真的会乖乖听任摆布，引颈就戮吗？
有的时候，事情不能做得太过。人性中有一条底线，叫做求生。当压迫者贪婪到既要夺走人安身立命的田地，又要榨干人最后的劳动价值，甚至随时可能剥夺其生命，将人推入 “交出一切是奴，反抗立即是死” 的绝境时，最危险的反抗便会应运而生——那是一种退无可退、横竖皆亡之下迸发出的、最为决绝的拼命之力。
于是，在常州地界那广袤的、遍布血与火的乡野间，一场沉默而顽强的自发抵抗，如同星星之火，开始在各处点燃。
村庄里，幸存的青壮擦去亲人的血迹，藏好最后一点口粮，拿起了锄头、镰刀、柴刀。
推举出最有威望的老农或胆气最壮的汉子为首，利用熟悉的沟渠、竹林、丘陵作为屏障；
寨子和庄园中，那些原本为防御土匪而修筑的土墙、栅栏被迅速加固，了望哨被设立起来，老弱妇孺被安置在核心，所有能挥动武器的人都站上了墙头；
宗族祠堂成了指挥中枢，族老不再是仅仅主持祭祀，而是开始分配任务，组织巡逻，筹集守御物资。
他们没有精良的刀枪，没有坚固的甲胄，更缺乏统一的号令。
但他们拥有保卫家园和田地的坚定意志，拥有对脚下每一寸土地的熟悉，更拥有被逼到绝境后那股“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亡命血性。
“田是皇上分给咱的，是咱们用血汗浇出来的！凭什么还给他们？”
“交了地是饿死，不交是砍死，左右是个死，不如跟他们拼了！”
“守住村子！守住地！等王师打回来！”
这些朴素而铿锵的口号，在乡间秘密流传。
他们开始自发地组织起乡勇义军，规模或许不大，数十人、百余人一队，却依托地形和同仇敌忾之心，袭扰落单的叛军征粮队，伏击小股的烧杀队伍，为逃亡的乡亲提供掩护。
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在这片已然变色的土地上，为朝廷，更为自己，划出了一道道微弱却不肯熄灭的抵抗线。
在叛军这种堪称“自毁长城”的愚蠢操作下，卢象升面临的战略困境竟然意外地得到了缓解，活动空间大为拓宽。
由于叛军对乡村的残酷压榨与清洗，反而将广大农民彻底推向了朝廷一边。
如今，卢象升无需再为控制广大乡村地区而分散宝贵的兵力，也不必过分担忧漫长的补给线——那些自发组织起来的乡勇义军和幸存村民，主动承担起了保障后勤、传递情报、甚至协助警戒次要通道的任务。
他们愿意将省下的口粮交给“卢青天”的军队，也愿意在官军指导下，承担起家乡土堡寨墙的日常守御。
卢象升往往只需派遣一两名低级军官或一队核心老兵，便能有效组织、指导和联络一片区域的义民，将他们的力量纳入整体防御体系。
这极大地缓解了卢象升兵力绝对不足的窘境，使他能将有限的精锐野战部队集中起来，攥成拳头，用于关键方向的机动与打击。
于是，在江阴厉兵秣马、休整了十二天后，卢象升与孙昌祚率领重新整编、士气高昂的近七千兵马，旌旗招展，浩浩荡荡地开赴下一处要害——无锡县。
大军兵临城下，围三阙一，摆出了强攻的架势。
此刻无锡城头的守将，正是原常州卫千户田雄。
此獠不仅是叛乱的骨干，更是江阴惨案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之一，手上沾满了无辜百姓的鲜血。
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绝无被宽恕的可能，因此反倒横下一条心，拿出了困兽犹斗的狠劲。
他并未坐以待毙，而是利用叛军控制县城的威势，以“抗贼守城”、“保家卫国”为名（实则以屠城相威胁），将无锡城内及周边强征而来的大批青壮男子“组织”起来，驱赶上城墙，发放简陋武器，充作守城炮灰与劳力。
这些被强迫的百姓，面露惊惶与愤懑，却又在叛军明晃晃的刀剑监督下，不得不站在了卢象升大军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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