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夏秋之交，中原大地战云密布。曹操与袁绍两大巨头陈兵官渡，大战一触即发。此前曹操血洗徐州（公元193年）的惨状犹在眼前，民间恐慌情绪蔓延。加之连年天灾兵祸，兖州、豫州、徐州乃至司隶地区，大量百姓为避战祸，拖家带口，如同决堤的洪水，向南涌向相对安稳的荆州、益州等地。
然而，这股庞大的流民潮，对于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璋而言，并非甘霖，而是噩梦。骤然增加的人口，给本就紧张的粮草、治安、防疫带来了巨大压力。各郡县府库空虚，难以赈济，流民聚集之地，盗匪滋生，疫病流行，地方官吏焦头烂额，唯恐引发民变，丢官罢职。
就在这焦灼之际，一个“好消息”如同长了翅膀，在荆州、益州乃至江东底层官吏和流民头领中悄悄传开：南边的汉南州，那个新近崛起、打败了刘璋又跟刘表讲和的刘基，正在大肆招收流民！去了就分田，借粮种，还给房子住！
这个消息，对于急于甩掉包袱的地方官来说，不啻于天降甘霖；对于走投无路的流民来说，更是黑暗中的一线生机。于是，一场心照不宣、秘而不宣的“人口转移”暗流，开始在南方各州郡悄然涌动。各地县衙、郡府，为了本地安稳，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种处理方式：或明或暗，将辖境内的流民，驱赶或“劝慰”前往汉南边境。他们心照不宣地瞒着州牧，将这股祸水引向南疆。
益州，犍为郡，江阳县（今四川泸州）。
江阳县令李福，一个精干的中年官员，此刻正愁眉不展地听着县尉的汇报。城外，聚集了从梓潼、巴西郡涌来的近万流民，人吃马嚼，治安案件频发，县库那点存粮，连本县百姓都勉强维持，哪里养得起这么多张嘴？
“大人，不能再等了！昨天为抢一碗粥，打死了三个人！再这样下去，恐生民变啊！”县尉急得嘴角起泡。
李福揉着太阳穴，压低声音：“州牧那边……有回复吗？”他指的是向成都求援的公文。
县尉苦笑：“回复？让我们‘妥善安置，以安民心’！钱粮？一分没有！怎么安置？难不成让流民把县衙拆了当柴烧？”
李福沉默片刻，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他走到窗前，望着南方，低声道：“我听闻……南边那位刘州牧，正在招人。去了就给田给粮……”
县尉眼睛一亮：“大人的意思是……？”
“堵不如疏。”李福声音压得更低，“你去找几个机灵的，扮作行商，混进流民里，就说是从南边来的，汉南州如何如何好，刘州牧如何仁义，去了就能活命……记住，要做得隐秘，绝不能让人知道是官府指使！”
“妙啊！”县尉拍案叫绝，“再把通往朱提郡（属益州，但与汉南州接壤）的关卡悄悄放松些……让他们自己‘听说’，自己‘决定’往南走！到时候就算上头查起来，也是流民自行南下讨生活，与我们何干？”
“正是此理！”李福点头，“快去办！另外，从县库里挤点粮食出来，熬几锅稀粥，让他们吃饱了……好上路。” 他语气冰冷，带着一种乱世中地方官的无奈与冷酷。
很快，流民中开始流传“汉南乐土”的消息。绝望中的人们如同抓住救命稻草，开始三五成群，然后成百上千地，沿着官府“无意中”疏于防范的通道，向南迁徙。江阳县的压力骤减，李福看着渐渐空旷的城外，长舒一口气，至于这些流民是死是活，能否真的到达汉南，已不是他关心的事了。
荆州，南郡，当阳县（今湖北当阳）。
当阳长（县长）蒯祺，出身襄阳大族蒯氏，是蒯良、蒯越的族人。他面临的局面更复杂。北面来的流民数量更多，其中还夹杂着不少从中原溃败下来的散兵游勇，危险性更大。荆州牧刘表虽然下令安抚，但拨付的钱粮杯水车薪，且被层层克扣，到当阳已所剩无几。
蒯祺召集县中大户和僚属密议。
“诸位，流民日增，匪患渐起，长此以往，当阳必乱！我蒯家在此地的田产、商铺，恐将不保！”蒯祺开门见山，点明利害。
一地主忧心忡忡：“县长，总不能派兵驱赶吧？那可是上万条人命，万一激起民变，或者传到州牧耳中，怪罪下来……”
另一商人模样的开口道：“驱赶是不行，但……可否引导？我听说，武陵那边，已经有人把流民往南边‘送’了……”
“南边？汉南州？”蒯祺眼中精光一闪。他自然知道家族高层对刘基的态度复杂，既忌惮又不得不暂时合作。但对他这个基层县令来说，解决眼前的危机才是第一位的。
“此事……需做得干净。”蒯祺沉吟道，“不能是我们官府出面驱赶。这样，由你们几家大户，以‘募工’为名，招募流民中的青壮，说是去南边……嗯，就说去零陵、桂阳开矿垦荒，预付些安家粮。家属愿随行的，也可一同南下。路线……就从夷道那边走，那边山高林密，守军也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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