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20日上午九点,政阁常委会会议室的红木门在晨光中缓缓关闭,
将走廊里的脚步声隔绝在外。
与三天前审议钟家声罢免案时的剑拔弩张不同,此刻的空气里多了层沉郁的厚重,
长条会议桌两端,11位常委依次落座,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两份文件:
一份是《祁胜利同志任职考察报告》,
另一份是《长盛特大走私案后续工作方案》。
墙角的老式挂钟指针刚划过“9”,
金属钟摆的“滴答”声便在寂静的会议室里反复回荡,像在为这场权力补位的决策敲打着节拍。
分管经济的李常委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文件边缘,
目光却频频瞟向主位旁的白发老领导。
三天前,正是这位退居二线的老领导为钟家声辩解,
如今面对祁胜利的任职议题,他虽端坐在椅子上,双手捧着搪瓷杯的姿态却透着几分不自然,
杯里的碧螺春早已凉透,茶叶沉在杯底,他却没喝一口。
李常委心里清楚,老领导从昨晚就找他谈过,
隐晦表达“军方过多介入政法系统,恐影响经济建设大局”的顾虑,
尤其提到“若让现役军职领导兼任政阁常委,恐打破军政权责边界”,
此刻两人的眼神在空气中短暂交汇,又飞快避开,像是在确认彼此的立场。
黄大将坐在左侧第二把椅子上,黑框老花眼镜后的目光扫过全场。
他昨晚刚和三位常委通过电话,其中两位是跟着教员闹革命的老资格,
一位是分管政法的新晋常委,三人都明确表示“当前政法系统需要敢碰硬的人,
而祁胜利的军政双重背景,正是破解当前困局的关键”。
见会议室陷入沉默,他率先打破僵局,拿起桌上的考察报告,
声音沉稳得像淬了钢:
“同志们,钟家声被立案后,他的书记的空缺不能久悬。
祁胜利同志在长盛案中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
军管政法委时,他以军阁副总身份协调总参军情局和燕京卫戍区,
只用两小时就控制住档案库,没让一份证据被毁;
钟正南销毁硬盘时,
是他顶着巨大压力,
以军阁名义申请《临时控制令》,为技术室恢复数据争取了黄金48小时;
边境三个哨所遇袭后,又是他同时调动军方情报网和地方公安,
用三天时间就锁定武器来源与钟家的关联。”
他顿了顿,将考察报告翻到“任职建议”页,
指尖重重按在“建议保留军阁副总职务,兼任政阁常委、政法委书记”那行字上,
语气多了几分坚定:
“大家可能会有顾虑,军政双肩挑是否合规?
但特殊时期要用特殊办法!当前政法系统是什么情况?
钟家声经营十几年,拉帮结派、贪赃枉法,连走私军火都敢包庇,
基层干部要么被拉拢,要么敢怒不敢言。
而长盛案的后续追查,既需要政阁纪委的办案权限,
又需要军方对境外武装组织的情报支持,
祁胜利同志保留军阁副总的职务,恰恰能打通军政壁垒,避免过去‘地方查不了境外、军方管不了地方’的窘境!”
黄大将的话刚落,李常委便放下文件,身体微微前倾,语气带着斟酌:
“黄书记的话有道理,但我还是担心,
军政权责有别,祁胜利同志同时管着军方和政法系统,
万一出现‘以军代政’的情况怎么办?
而且政法工作要配合经济建设,祁副总常年在部队,
未必熟悉司法执法的尺度,
要是因为强硬执法影响了营商环境特别是外商的观感,反而会拖经济建设的后腿。”
他这话看似在谈“权责”与“尺度”,实则是在呼应老领导的顾虑,
在场的常委都清楚,过去几年政法系统为经济建设“灵活执法”已成常态,
钟家声的“政法护航改开”政策虽藏着腐败,
却也让各地经济建设特别是沿海经济建设获得了表面的繁荣和活跃,
而祁胜利的军方作风,很可能打破这种“平衡”。
“李常委的顾虑,我理解,但我要纠正一个误区。”
一直坐在末席的祁胜利突然开口,他今天依旧穿着87式陆军将官常服,
棕绿色的面料衬得肩章上的将星愈发醒目,
他站起身,目光扫过全场,语气没有丝毫退让:
“我从四十六年前参军抗日闹革命开始,就始终记得一句话,
不管在哪个岗位,核心都是为人民服务。
‘以军代政’的前提是‘越权’,但我可以在这里承诺,
今后政法系统的日常工作,我绝不以军阁名义干预;
涉及军政协作的,比如境外追逃、武器溯源,我会严格走军政联审程序,绝不让权力出界。”
他走到会议桌中央,拿起一份边境贸易的统计报表,声音多了几分沉重:
“至于‘影响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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