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投入了两艘准航母及其护航舰只的重要行动，不仅未能达成预定的战略侦察与资源勘探目标，反而损失了三支精锐的探索队以及其上搭载的宝贵设备和初步勘探数据，更在华夏东海舰队面前被迫仓皇撤离，可谓颜面尽失。
严厉的问责程序随即启动。
显然，那三支“办事不力”且“可能已变节泄密”的探索队，并不足以背负起全部失败的责任。
作为舰队最高指挥官，高桥大辉毫无疑问需要承担最主要的指挥责任。
但在质询会议上，高桥大辉并未完全失措。
他一方面强调华夏方面反应之迅速、力量之强劲超出了战前预估，另一方面则将探索队的无能与可能的叛变作为行动失利的重要原因，极力淡化自己在指挥决策上可能存在的急躁与误判。
不过真正让他得以在这场问责中脱身的，并非他那套避重就轻的说辞。
而是其背后盘根错节的庞大派系势力在海军本部内部所拥有的巨大话语权。
高桥出身于海军世家，其家族及姻亲派系在扶桑海军中经营多年，门生故旧遍布各级要害部门。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场场幕后的政治斡旋与利益交换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高桥背后的势力全力运作，或施压、或利诱、或寻求盟友支持，最终成功地将此次事件定性为一次因情报失误与前线小队执行不力导致的意外挫折，而非战略层面的重大失败。
最终，在海军本部对外发布的官方通告中，对高桥大辉的处置结果是：
【予以严重警告处分，暂留原职，以观后效。】
一场本该将其送上军事法庭、至少也是解除职务的严重惩戒，终竟以这般不痛不痒的方式收场。
这事儿就这么在内部权力的干预下，悄无声息地翻篇了。
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暂时的平安无事，并不意味着风波的终结。
高桥大辉本人，以及他背后的势力，都为此付出了不小的政治代价，也埋下了更深的隐患。
而在华夏东海方向遭遇的挫败与展现出的强大实力，也迫使扶桑海军本部不得不重新评估未来的战略。
...
与此同时，东海舰队乃至更高层面对扶桑海军可能采取的报复或进一步试探，保持了最高级别的警惕。
在舟山基地总长罗振邦的协调和上报下，不仅仅是东海舰队总部号令所有编队进入了临战状态。
并且，隔壁的北海舰队与南海舰队也接到了各自海军总部协同戒备的指令。
三大舰队如同三头被惊醒的东方雄狮，将目光投向扶桑国方向。
主要表现为：
巡逻强度倍增：各型护卫舰、驱逐舰组成的巡逻编队，以更高的频率和更广的覆盖范围，犁开墨色的海浪，雷达全开，声呐入水，不放过任何一丝可疑的踪迹。
空中，反潜巡逻机和侦察无人机配合着水面舰艇，构建立体监控网络。
前沿兵力前置：部分快速反应舰艇被前出部署至关键水道和敏感海域附近，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
岸基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火控雷达间歇性开机，保持着威慑。
情报共享联动：三大舰队的情报部门建立了紧急联络与共享机制，任何关于扶桑海军舰机调动、电子信号异常的情报，都会在第一时间进行通报和分析。
一张无形的、覆盖整个华夏沿海的情报预警大网已然张开。
实战化演练：在确保战备巡逻的同时，小规模的实战化对抗演练也在不同海域悄然展开，旨在保持部队在高强度压力下的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
强大军事压力，通过某种渠道传递到了扶桑海军本部。
扶桑高层意识到，华夏军方已经做好了不惜一战的准备。
在绝对的实力和坚定的意志面前，任何进一步的军事冒险都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
在巨大的压力下，以及内部可能存在的不同声音博弈中，扶桑方面最终选择了相对缓和的路径。
在对峙和缄默的第四天，一架涂装着扶桑外务省标志的游艇，在事先进行过华夏东海舰队巡防护卫舰的检查和通信报备后，获准前往东海舰队总部。
抵达港湾后，以扶桑外务省专员渡边诚一郎为首，包含数名外交官和一名穿着海军制服但未佩戴明显军衔标识的武官在内的五人代表团，面色凝重地走下游艇。
他们此行，是奉海军本部及外务省之命，前来与东海舰队高层进行沟通照会。
东海舰队方面，由一名分管外事的副参谋长及政治工作部的官员出面接待，规格一般，展现出来的态度信号也很明显。
会谈被安排在基地指挥部一间布置简洁但安保严密的会议室内。
会议伊始，渡边诚一郎便试图先声夺人，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对之前发生在舟山群岛附近的所谓误会表示遗憾，并强调那三支扶桑探索队的行为是非官方的科研活动，对因此引发的紧张局势表示关切，甚至隐晦地提出希望华夏方面能够释放扶桑探索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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