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歌手》录制完，回程的车厢空得令人窒息。
来时的欢声笑语、编曲讨论仿佛被抽干了，只剩下导航冰冷的机械女声偶尔切割着沉重的寂静。汪苏泷靠在窗边，路灯的光一道接一道扫过他苍白的脸，像无声的鞭痕。
余遂宁攥着温热的保温杯，指尖冰凉。她看着他忽然扯起嘴角，那弧度像排练过千百遍的舞台表情，轻飘飘地说：“作出突破肯定有反对的声音，档期太满了，我该多练练的。”话是体面的自我检讨，甚至带着点刻意的轻松。可余遂宁的目光死死锁住他无意识摩挲手机边缘的手指——指腹一遍遍蹭过屏幕，那里猩红刺眼地钉着热搜截图：#汪苏泷难听#。
他的背脊依然挺得笔直，像一根不肯弯折的旗杆，可肩膀却微微向前蜷缩，仿佛被无形的重物压弯了一寸，又被那倔强的骨架硬生生撑住，不肯彻底垮塌。
“嗓子都哑了还说话。”余遂宁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道，把保温杯塞进他手里，“喝点润润。”
副驾的徐丹宁默默调低了空调温度。这位跟了他十年的经纪人，此刻任何言语都苍白无力。她只是迅速关掉了平板上的舆情报告页面，换成了明天的行程表——至少那里，没有那柄名为热搜的尖刀。
余遂宁闭上眼。后台那混乱的一幕猛地撞进脑海：他像只被围猎的鹿，狼狈地靠在墙边，低头、扭头，徒劳地躲避着怼到脸上的镜头。强光下，他湿润发红的眼眶，僵硬牵起的嘴角，那勉强维持的体面正一点点裂开细纹，被镜头贪婪地捕捉……指甲深深陷进掌心，带来尖锐的刺痛。
痛。太痛了。不是愤怒，不是委屈，而是更钝、更窒息的痛楚——像是眼睁睁看着一个人被活生生钉在耻辱柱上，那人却还要自己强撑着站直，笑着说：“没关系，我理解的。”
回到酒店已是凌晨。
汪苏泷走在最前，刷卡、推门、开灯，动作流畅得像设定好的程序。他的表情淡得仿佛热搜上的腥风血雨是另一个平行宇宙的故事，甚至还对帮忙提行李的保镖张哥点了点头，平静地道了声“辛苦了”。
余遂宁跟在他身后，房卡硌着掌心。他的背影挺拔依旧，肩线平直，连后颈的弧度都透着一股刻意为之的从容。可她知道，这种“正常”本身，就是最大的反常。团队的人默契地保持着死寂，连最活跃的张琪也只是经过时轻轻拍了拍她的肩，低声说：“早点休息。”徐丹宁推着箱子进电梯，郭云舒递来一瓶水，保镖沉默地守在走廊尽头——所有人都在上演一场心照不宣的默剧，假装溃败不存在，腥风血雨只是幻觉。
第二天飞机落地，阳光刺眼得有些虚伪。
行李转盘旁，徐丹宁接了个电话，眉头短暂地蹙起又松开。“直接送你们回家休息，这两天没安排。”她宣布。
回程的车里，汪苏泷靠在窗边，闭着眼。阳光在他侧脸投下斑驳的光影，睫毛在眼下投出一小片深重的阴影，像是睡着了。余遂宁偷偷看他，黑眼圈又重了几分，搁在膝盖上的手指正无意识地敲着，节奏凌乱。
到家了。“阿宁，我有点困了，不用喊我吃午饭。”汪苏泷的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几乎消散在空气里。不等余遂宁回应，他已将自己关进了卧室。张哥动作麻利地把行李搬进客厅。徐丹宁站在玄关，目光复杂地扫了眼楼上紧闭的房门，最终只对余遂宁说：“有事打电话。”
门关上，巨大的寂静瞬间吞噬了整栋房子。
余遂宁机械地收拾行李，把带回来的衣服一件件挂回衣柜。冰箱里塞满了她提前请钟点工买好的食物。烧水壶尖锐的鸣叫惊醒了发呆的她，关掉火，蒸汽兀自升腾。楼上死一般的安静，安静得让人心慌。
日光西斜，她开始在厨房煮粥。就在米香刚刚飘出时，楼上突然传来钢琴声。是《血肉》的旋律，却支离破碎，几个音符反复敲打、停顿、再响起，如同迷路的人在黑暗中焦灼地摸索。
余遂宁拿起手机：“泷哥，我煮了粥，你要不要来点？”
隔了几秒，手机震动：“不用。我不饿，你多吃点。”
钢琴声停了片刻，很快又固执地响起，断断续续，像是有人把一句苦涩的话反复咀嚼，咽不下也吐不出。这破碎的乐章一直持续到正午才戛然而止，世界重归死寂，直到窗外暮色四合，楼上再无声息。
余遂宁坐在客厅的阴影里，手机屏幕幽幽亮着。
徐丹宁：“他醒了吗？”
余遂宁：“他根本没睡，一直在练琴。”
徐丹宁：“嗯，有些坎只能自己迈。晚饭他要不下来，给我电话。”
余遂宁：“好。”
午饭后，余遂宁不敢离开。她下单买了大骨头、蚕蛹，又让人代买了几样精致的甜点。食材送到，她便一头扎进厨房。找出最大的锅炖上酱香浓郁的大骨；里脊肉片成薄片，一部分切丝配胡萝卜清炒，另一部分裹上雪白的淀粉，下锅炸得金黄酥脆，做成锅包肉；蚕蛹炸得油亮，鸡翅也裹上了诱人的焦糖色。看着满桌的“硬菜”和炸物，她挠挠头，又从冰箱深处翻出几棵青菜，快手炒了个蚝油青菜。饭菜上桌，暮色已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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