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砚当上度支司郎中没几天，就把各部门来要钱的全给怼了回去，这事儿在京城官场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他不懂规矩，有人说他愣头青，但也有人暗地里拍手叫好，觉得总算来了个敢较真儿的。
外头的风言风语，林砚没空搭理。他现在有更头疼的事——他仔细核对了太仓库和各地藩库报上来的账，发现一个让他后背发凉的事实：国库快见底了！
账面看着还有不少银子，可大部分都是动不了的。有的是早有用途，只是还没拨出去；有的是各地拖欠的税款，根本收不上来；还有的甚至是几十年前的陈年旧账，早成了死账。真正能随时拿出来用的活钱，少得可怜！
“我的老天爷，”林砚看着汇总出来的数字，直嘬牙花子，“这哪像个大国国库，比好些商号的家底都薄！”
难怪之前周启明他们那么容易就能从专项款里抠出钱来，也难怪各部门变着法地想多要点预算，合着大家都心知肚明，国库就是个空架子！
赵铁鹰看他愁眉不展，忍不住问：“少爷，情况这么糟？”
“比想象的还糟。”林砚把账本往桌上一扔，靠在椅背上，“北边鞑靼人不老实，军费不能少；漕运年年修，也是一大笔开销；各地官员的俸禄、宗室的供养，哪一样都不能断……可钱从哪儿来？”
加税？那是下下策，老百姓负担本来就重，再加税非得激起民变不可。
像以前那样，指望盐税、茶税那些常规收入？杯水车薪，根本填不上这么大的窟窿。
林砚琢磨来琢磨去，觉得必须得想点新办法，开源才行。光靠节流，把各部门的预算卡死，顶多是延缓崩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他想起了之前在白驹场搞盐政改革的成功经验，又想起了自己跟七皇子提过的“开海”想法。或许，是时候推动一些更大胆的变革了。
但这事儿不能蛮干。他如今虽然是个郎中，但在那些部院大佬眼里，还是个小字辈。直接上书说要搞大改革，非但不会被采纳，反而容易被人扣上“哗众取宠”、“好高骛远”的帽子。
得找机会，得造势。
正好，过几天有个户部内部的议事会，讨论下一阶段的财政安排。林砚决定，先在这个小范围会议上，抛出点想法试试水。
开会那天，户部几位堂官（尚书、侍郎）和各司郎中都在。轮到林砚发言时，他没像其他人那样，光抱怨钱不够花，或者诉苦说度支司工作难做。
他拿着自己整理好的数据，条理清晰地说：“各位大人，下官仔细核对了近年收支，发现国库空虚，根源在于‘开源’不足。如今商税征收，多有遗漏；各地矿产，开发不力；甚至……东南沿海，民间私下海外贸易盛行，朝廷却未能从中获利分毫。”
他点到即止，没敢直接提“开海”俩字，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果然，他这话一出，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尤其是那位李尚书，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林郎中，”李尚书敲了敲桌子，语气严肃，“商税、矿税，自有章程。至于海外贸易……朝廷自有法度，禁海乃是祖制，岂容轻议？你年轻气盛，想法是好的，但要脚踏实地，莫要好高骛远！”
其他几个侍郎和郎中也都纷纷附和，意思都差不多：想法太激进，不现实，还是老老实实按老办法来吧。
林砚心里早有准备，知道没那么容易。他也没争辩，只是恭敬地说：“下官明白，只是眼见国库艰难，心中焦虑，故有此不成熟的想法，还请各位大人指点。”
他这以退为进的态度，倒让李尚书不好再说什么了，只是又叮嘱了几句“做事要稳妥”之类的话。
会议不欢而散。林砚走出衙门，心里有点憋屈，但也更加清楚，想在旧框框里搞出大名堂，太难了。
“少爷，碰钉子了吧？”赵铁鹰看他脸色不对，问道。
“意料之中。”林砚吐出一口浊气，“不过，种子已经埋下了。至少让他们知道，除了加税和借债，还有别的路可以想。”
他现在需要盟友，需要更有分量的人来支持他的想法。王守哲是一个，七皇子朱瑾是另一个。或许，还可以在翰林院和都察院里，找找那些思想不那么僵化的官员。
回到府里，林砚连夜写了两封信。一封给王守哲，详细说明国库的实际情况和自己对“开源”的一些初步构想，请他帮忙在朝中造势。另一封则通过特殊渠道送给七皇子朱瑾，内容更直接一些，分析了财政困境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并委婉地提出了“若适当放开海禁，规范管理，或可成为重要财源”的建议。
信送出去后，林砚也没闲着。他让赵铁鹰通过“听风阁”，开始搜集东南沿海民间海外贸易的情况，以及前朝乃至本朝初期关于海运、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的资料。他得先把功课做足，等机会来了，才能拿出让人信服的东西。
“搞钱，真他妈难啊！”林砚揉着发酸的手腕，忍不住爆了句粗口。但他眼神里的光却没灭。他知道，这才是他真正施展抱负的开始，比起在度支司里跟那帮老油条勾心斗角，想办法让这个庞大的帝国变得更有钱，显然更有挑战，也更有意义。
这国库空虚的大窟窿，他填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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