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朝鲜半岛的最后一个星期，是在一种近乎凝固的严寒中开始的。
风从西伯利亚吹来，越过鸭绿江，横扫过清川江和汉江的冰面，最后撞击在三八线附近那条犬牙交错的战线上。战线，如今已不能称之为“线”。在过去几个月的“秋季攻势”和反“绞杀战”中，双方都把阵地挖成了地狱。
志愿军的坑道体系，如同巨龙的根系，深深扎入朝鲜半岛的冻土和岩石。联合国军的防线，则依赖着绝对优势的火炮和航空汽油，在“詹姆斯敦线”上筑起了钢铁和火焰的屏障。
志愿军司令部。不再是战争初期的游击式指挥所，而是一个庞大的、深入山体的地下工程群。岩石充当着最坚固的顶盖，抵御着范弗里特“弹药量”的饱和轰炸。
李云龙的办公室，就是这山体中的一间。
与前线的坑道相比，这里堪称“豪华”。有一盏靠柴油发电机供电的电灯，虽然电压不稳，忽明忽暗，但毕竟是光。墙上挂着巨大的作战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的态势线，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大的变动了。
李云龙，志愿军高级参谋。这个职务很奇特，没有明确的上下级界限，却让他得以总揽全局。在眼下的停战谈判阶段，他的角色，一半是军事指挥员，一半，竟成了政治博弈的棋手。
他变了。不再是那个在晋西北吼着“开炮”的团长。岁月和职位，把他打磨得更像一块内敛的青钢。他穿着整洁的棉军装，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桌上除了文件，还放着一本翻旧了的《论持久战》。
“斯文”了，这是老搭档赵刚的评价。赵刚，如今负责司令部的政治工作，并协助李云龙处理谈判事务。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星期日。
凌晨四点。指挥所里最安静，也最清醒的时刻。
李云龙正站在地图前，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里面是滚烫的炒面糊。这东西曾经是战士们的主食，现在成了指挥员的夜宵。
“老赵，”他没有回头，声音在安静的坑道里显得很清晰，“板门店那边，今天该谈第三项议程了吧？”
赵刚从行军床上坐起来，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刚收到联络官的电报。美国人昨天就亮底牌了。”
赵刚走过来，递过一份电文。
“第三项议程：关于战俘的安排。”李云龙低声念着，目光锐利起来，“我方立场，依据《日内瓦公约》，全部遣返。他们呢？”
“他们，”赵刚的语气沉重，“美国第八集团军谈判代表，海军少将乔伊，提出一个新词儿。”
“新词儿？”
“‘自愿遣返’。”
李云龙咀嚼着这四个字。他缓缓放下搪瓷缸，缸底和木桌碰撞，发出“当”的一声闷响。
“自愿遣返……”他冷笑一声，“好一个‘自愿’。仗打不赢，想从我们的战俘身上捞政治资本？他们是想扣下我们的人，尤其是那些被他们策反的、或者原国民党的兵，好拿到国际上宣传，说‘共产主义的士兵也不愿意回家’。”
赵刚点头：“分析得没错。他们绕开了《日内瓦公约》第六条‘无论如何，不得放弃公约所赋予之权利’的规定，开始玩弄法律词汇了。美方首席谈判代表，陆军中将李奇微，虽然刚被任命为北约总司令，但他的继任者克拉克，以及前线的范弗里特，都继承了这套逻辑。”
李云龙走到桌边，拿起另一份文件，这是后勤司令部洪学智送来的报告。
“老洪也不容易。”李云龙叹了口气，指着报告上的数字，“昨夜，清川江五号桥又被炸毁。B-26轰炸机低空突防，我们的高炮阵地反应慢了。物资转运被迫中断六小时。”
“绞杀战。”赵刚说，“范弗里特试图用炸弹掐断我们的补给，配合他们在谈判桌上的讹诈。军事上压不垮我们，就想在后勤上困死我们；后勤上困不死，就想在政治上恶心我们。”
“他这是做梦。”李云龙的手指重重地敲在地图上，“通知洪学智，敌炸我修。铁路不行，就走公路；公路不行，就人背马扛。这条‘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是我们的命脉，也是美国人的噩梦。”
他顿了顿，拿起电话。“接十九兵团，杨得志。”
电话很快接通，嘶嘶的电流声中，传来杨得志洪亮的声音：“是李参谋吗？我杨得志。”
“老杨，你那边的阵地，冷枪打得怎么样了？”李云龙问。
“哈哈，”杨得志在那头笑了，“您提的这个‘冷枪冷炮运动’，现在可是全兵团的宝贝。我们64军的张桃芳，还有好几个战士，这几天光是用步枪，就撂倒了十几个美国兵。现在对面阵地上，白天连脑袋都不敢露。伙夫送饭都得爬着来。”
“好！”李云龙赞道，“这才是打仗的巧劲儿。美国人弹药多，我们人多，人聪明。要用我们的长处，去打他们的短处。我不要你们搞大规模的冲锋，那不划算。我就要你们用最小的代价，换最大的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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