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三日，星期日。
朝鲜半岛的这个冬天，似乎要将时间本身都冻结。气温，稳定在零下二十度以下，滴水成冰。志愿军司令部的坑道，虽然深藏于山体腹地，隔绝了刺骨的寒风，但一股比严寒更冷冽的气息，正顺着指挥系统的脉络，悄然蔓延。
细菌战。
这两个字，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从一个模糊的、令人不安的猜测，变成了一个血淋淋的、已经得到初步证实的现实。
李云龙的办公室里，那盏昏黄的电灯下，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一夜未眠，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墙上的地图。地图上，铁原、谷山、伊川等后方枢纽，被他用粗重的红笔，画上了一个个代表“疫区”的、触目惊心的叉。
他那“斯文”了的外表，此刻透着一种青钢般的冷硬。他没有暴怒，没有像过去那样拍着桌子骂娘。对手已经撕下了最后的伪装，动用了这种灭绝人性的手段，愤怒，已经是最廉价的情绪。他现在需要的，是绝对的、冰冷的理智。
赵刚推门进来，带进一股消毒水的刺鼻气味。他自己也戴着一个刚发下来的、厚厚的四层纱布口罩。
“老李，你也戴上。”赵刚递过去一个，“防疫委员会连夜制定的条例，指挥部人员，必须带头执行。”
李云龙接过口罩，却没有戴上。他拿起桌上那份刚刚汇总的、来自专家组的初步报告。炭疽、鼠疫、霍乱……这些只在最恐怖的防疫手册里才存在的名词，如今成了他的作战对象。
“石井四郎的幽灵，在范弗里特的指挥下，飘到朝鲜上空了。”李云龙的声音沙哑，却异常平静。
赵刚的心一沉。他知道，李云龙越是平静，内心的杀意就越是沸腾。“老李，国内已经收到了我们的电报和物证。最高首长回电，只有八个字：‘严防死守，坚决回击’。”
“严防死守。”李云龙咀嚼着这四个字。他转向赵刚：“防疫委员会的工作，你必须亲自抓。这不是卫生工作，这是保卫工作，是政治任务！从今天起，全军进入一级防疫状态。”
“我明白。”赵刚点头，脸色凝重，“我已经下令，所有部队，特别是后方单位，立即停止饮用一切生水，必须在军官监督下煮沸。所有食物，必须高温加热。所有营区，必须挖防虫隔离沟。后勤部门正在紧急调运DDT粉和疫苗。但这需要时间。”
“时间。”李云龙的目光转向了地图上的前线，“敌人，不会给我们时间。”
“范弗里特，以为扔下这些耗子和跳蚤，就能让我们后方大乱，让我们不战自溃。”李云龙冷笑，“他太小看我们了。他以为这是中世纪的欧洲，一场黑死病就能摧毁一个国家。”
“他忘了，我们的军队，是从什么样的血海尸山里爬出来的。我们打败了日本鬼子，打败了蒋介石。我们连天花都能消灭，还会怕他这点上不了台面的伎俩？”
李云龙的镇定，感染了赵刚。赵刚的焦虑稍稍缓解：“对。我们有制度优势，有严密的组织。只要我们重视起来，敌人就休想得逞。”
“光重视还不够。”李云龙的手指，重重地点在了“狙击兵岭”和“老秃山”一线的阵地上。
“我们的战士，在前线流血。我们的同志，在巨济岛受难。现在，敌人又想让我们的人民，在后方染病。这笔账，一笔一笔，都得算。”
他拿起电话：“接通炮兵指挥部。我需要知道，我们目前所有库存的炮弹，精确到发。”
他转向赵刚：“谈判既然已经休会了，那战场上，就没有必要再留情面。美国人既然不要脸了，我们就得打到他把脸捡起来，按着他，把脸洗干净！”
这一天，联合国军的前沿阵地，感到了一丝异样。
志愿军的炮火，似乎比往常更猛烈，也更……“奢侈”。
以往，志愿军的炮兵，打的是“精确点名”，敲掉指挥所、机枪点。而今天，许多美军和南朝鲜军的阵地，遭遇了短促、却极其猛烈的炮火覆盖。
范弗里特以为这是志愿军在报复他前几天的炮击，只当是寻常的炮战，并未在意。
他不知道，这是李云龙的“消毒”。
“告诉炮兵，”李云龙对着话筒低吼，“凡是敌人可能空投过细菌弹的区域，凡是敌人阵地前沿的无人区，给我用炮火，全部过一遍！炸弹，是最好的消毒剂！我不管他投了什么，先用炮弹，把那片地给我翻过来！”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四日，星期一。
细菌战的阴云，以最高密级的电文，传达到了各兵团指挥所。
东线，第三兵团，王近山指挥部。
王近山，这个被称为“王疯子”的悍将，在看到电文的那一刻，罕见地沉默了。他没有拍桌子，也没有骂娘。
他只是把那份电文，叠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然后，他走到了指挥所外，坑道口。
零下二十度的寒风，吹在他那张饱经战火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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