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三日,星期日。
朝鲜半岛的这个冬天,似乎要将时间本身都冻结。气温,稳定在零下二十度以下,滴水成冰。志愿军司令部的坑道,虽然深藏于山体腹地,隔绝了刺骨的寒风,但一股比严寒更冷冽的气息,正顺着指挥系统的脉络,悄然蔓延。
细菌战。
这两个字,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从一个模糊的、令人不安的猜测,变成了一个血淋淋的、已经得到初步证实的现实。
李云龙的办公室里,那盏昏黄的电灯下,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一夜未眠,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墙上的地图。地图上,铁原、谷山、伊川等后方枢纽,被他用粗重的红笔,画上了一个个代表“疫区”的、触目惊心的叉。
他那“斯文”了的外表,此刻透着一种青钢般的冷硬。他没有暴怒,没有像过去那样拍着桌子骂娘。对手已经撕下了最后的伪装,动用了这种灭绝人性的手段,愤怒,已经是最廉价的情绪。他现在需要的,是绝对的、冰冷的理智。
赵刚推门进来,带进一股消毒水的刺鼻气味。他自己也戴着一个刚发下来的、厚厚的四层纱布口罩。
“老李,你也戴上。”赵刚递过去一个,“防疫委员会连夜制定的条例,指挥部人员,必须带头执行。”
李云龙接过口罩,却没有戴上。他拿起桌上那份刚刚汇总的、来自专家组的初步报告。炭疽、鼠疫、霍乱……这些只在最恐怖的防疫手册里才存在的名词,如今成了他的作战对象。
“石井四郎的幽灵,在范弗里特的指挥下,飘到朝鲜上空了。”李云龙的声音沙哑,却异常平静。
赵刚的心一沉。他知道,李云龙越是平静,内心的杀意就越是沸腾。“老李,国内已经收到了我们的电报和物证。最高首长回电,只有八个字:‘严防死守,坚决回击’。”
“严防死守。”李云龙咀嚼着这四个字。他转向赵刚:“防疫委员会的工作,你必须亲自抓。这不是卫生工作,这是保卫工作,是政治任务!从今天起,全军进入一级防疫状态。”
“我明白。”赵刚点头,脸色凝重,“我已经下令,所有部队,特别是后方单位,立即停止饮用一切生水,必须在军官监督下煮沸。所有食物,必须高温加热。所有营区,必须挖防虫隔离沟。后勤部门正在紧急调运DDT粉和疫苗。但这需要时间。”
“时间。”李云龙的目光转向了地图上的前线,“敌人,不会给我们时间。”
“范弗里特,以为扔下这些耗子和跳蚤,就能让我们后方大乱,让我们不战自溃。”李云龙冷笑,“他太小看我们了。他以为这是中世纪的欧洲,一场黑死病就能摧毁一个国家。”
“他忘了,我们的军队,是从什么样的血海尸山里爬出来的。我们打败了日本鬼子,打败了蒋介石。我们连天花都能消灭,还会怕他这点上不了台面的伎俩?”
李云龙的镇定,感染了赵刚。赵刚的焦虑稍稍缓解:“对。我们有制度优势,有严密的组织。只要我们重视起来,敌人就休想得逞。”
“光重视还不够。”李云龙的手指,重重地点在了“狙击兵岭”和“老秃山”一线的阵地上。
“我们的战士,在前线流血。我们的同志,在巨济岛受难。现在,敌人又想让我们的人民,在后方染病。这笔账,一笔一笔,都得算。”
他拿起电话:“接通炮兵指挥部。我需要知道,我们目前所有库存的炮弹,精确到发。”
他转向赵刚:“谈判既然已经休会了,那战场上,就没有必要再留情面。美国人既然不要脸了,我们就得打到他把脸捡起来,按着他,把脸洗干净!”
这一天,联合国军的前沿阵地,感到了一丝异样。
志愿军的炮火,似乎比往常更猛烈,也更……“奢侈”。
以往,志愿军的炮兵,打的是“精确点名”,敲掉指挥所、机枪点。而今天,许多美军和南朝鲜军的阵地,遭遇了短促、却极其猛烈的炮火覆盖。
范弗里特以为这是志愿军在报复他前几天的炮击,只当是寻常的炮战,并未在意。
他不知道,这是李云龙的“消毒”。
“告诉炮兵,”李云龙对着话筒低吼,“凡是敌人可能空投过细菌弹的区域,凡是敌人阵地前沿的无人区,给我用炮火,全部过一遍!炸弹,是最好的消毒剂!我不管他投了什么,先用炮弹,把那片地给我翻过来!”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四日,星期一。
细菌战的阴云,以最高密级的电文,传达到了各兵团指挥所。
东线,第三兵团,王近山指挥部。
王近山,这个被称为“王疯子”的悍将,在看到电文的那一刻,罕见地沉默了。他没有拍桌子,也没有骂娘。
他只是把那份电文,叠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然后,他走到了指挥所外,坑道口。
零下二十度的寒风,吹在他那张饱经战火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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