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江南的雨下得缠绵，像扯不断的丝线。镇子东头的私塾里，两个年轻书生正收拾行囊，竹箧里叠着浆洗挺括的蓝布长衫，砚台用棉纸裹了三层——他们要上京赶考了。
高个子叫李松，生得浓眉大眼，走路带风，笑起来能听见喉咙里的爽朗。矮个子是张砚，白净面皮，说话总带着点斟酌，看人时眼睛微微眯着，像在琢磨什么深意。俩人同岁，同拜一个先生，书读得不相上下，连先生都说：“今年秋闱，咱这镇子的光彩，怕是要落在你俩身上。”
出发那天，先生送了他们到渡口，临上船塞了两包桂花糕，叹道：“路上当心，凡事放宽心些。”李松拍着胸脯应：“先生放心，我准给您捎个捷报回来！”张砚则低头给先生作揖，声音细细的：“学生定当尽力。”
船行三日，换了马车，一路向北。晓行夜宿，倒也平顺。这日午后，马车过了片林子，车夫说前头有段路不好走，让他们下来步行。林子里的树长得密，阳光漏下来，在地上织出斑斑驳驳的网，空气里飘着腐叶和青草混在一块儿的味儿。
李松正跟张砚说昨儿夜里读的策论，忽听头顶“扑棱”一声，接着是重物落地的闷响。俩人同时低头——脚边躺着只灰扑扑的小鸟，翅膀还抽搐了两下，转眼就不动了，眼睛圆睁着，像颗没光泽的黑豆。
李松“咦”了一声，蹲下身看了看。“怕不是撞着树了？”他伸手拨了拨鸟的翅膀，羽毛软软的，“可惜了，这么小的鸟儿。”说着直起身，往旁边挪了挪脚，“走吧，天快黑了，得赶在关门前到前头的驿站。”
他迈开步子，走了两步，回头见张砚还愣在原地，眉头拧成个疙瘩，盯着那只死鸟出神。“怎么了？”李松喊他。
张砚猛地打了个哆嗦，像是刚从梦里醒过来，脸色白了几分。“你看……”他声音发紧，指着地上的鸟，“它落在这儿了。”
“落就落了呗，山里鸟多，难免有不小心的。”李松觉得他有点奇怪。
“不是……”张砚的喉结动了动，声音压得更低，“‘落’……‘落第’的‘落’啊。”
李松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你这脑子，怎么拐到这儿去了？一只鸟而已，跟考试有啥关系？”
张砚却没笑，嘴唇抿成条直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鸟，又抬头看了看天，像是在找什么征兆。“你想啊，咱们这是去赶考，路上撞见鸟从树上掉下来……这不是提醒我……”他没说下去，但眼里的慌神藏不住。
“别瞎琢磨了。”李松拉了他一把，“先生说了，放宽心。走了走了。”
张砚被他拽着走了几步，还不住地回头看那只死鸟，脚步拖拖拉拉的，像灌了铅。林子里的风一吹，树叶“沙沙”响，他觉得那声音都像是在说：“落第喽，落第喽。”
那天晚上，他们住在驿站的通铺。李松倒头就睡，打呼声均匀。张砚却睁着眼睛，盯着房梁上的蛛网，脑子里全是那只死鸟。他想起五岁那年，跟娘去庙里烧香，一只麻雀撞在香炉上，当天下午他就摔断了腿；又想起去年乡试，考前梦见自己掉井里，结果真差了三分——这么一想，那只鸟的“预兆”就越发清晰了。
“完了，这次肯定考不中。”他翻了个身，胸口闷得发慌。隔壁床的考生在打呼噜，他觉得那声音像“落第”的鼓点；窗外的虫鸣，听着也像“考砸”的调子。他摸出枕头下的《论语》，想读两句定定神，可眼睛在字上滑来滑去，一个也没看进去，满脑子都是放榜时自己名字找不到的样子，先生失望的脸，镇上人背后的议论……越想越怕，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睡着，还梦见那只死鸟扑棱着翅膀，往他考卷上落。
第二天上路，张砚的话更少了。李松跟他说考题趋势，他嗯嗯啊啊地应着，眼神飘忽地落在路边的石头、树枝上，像是总在找不吉利的兆头。看见断了的树枝，他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半途而废’吗？”听见乌鸦叫，更是直嘬牙花子：“晦气，太晦气了。”
李松看他这样，劝了两回：“你这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呢。鸟死了就是个意外，哪来那么多说道？”
张砚摇摇头，苦笑：“你心大，不懂。有些事儿，由不得你不信。”
一路这么磨磨蹭蹭，总算到了京城。贡院附近的客栈早就住满了，他们找了家离着不远的小客栈，一间房两张床，倒也清静。
到了京城，本该是埋头苦读的日子。李松每日天不亮就起来，在院子里背《策论精选》，上午温书，下午去茶馆听人聊时政，晚上回来整理笔记，忙得脚不沾地，脸上却总带着股劲儿，像棵往天上蹿的竹子。
张砚呢？他也想好好读书，可那只死鸟总在眼前晃。坐在桌前，铺开卷子，笔尖悬着，半天写不出一个字。耳朵尖得很，隔壁有人咳嗽，他想：“这是‘咳（坷）坷绊绊’的意思？”街上卖糖葫芦的吆喝，他听着像“输喽输喽”。有时候好不容易静下心读几行，冷不丁想起那只鸟，心就“咚”地沉下去，像掉了块石头，什么思路都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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