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57年的春天，汴京城的风里都带着墨香——这年的科举放榜，一张“千年龙虎榜”让整个文坛炸了锅。榜单上，一个22岁的四川青年名字格外扎眼：苏轼，字子瞻。
放榜那天，主考官欧阳修坐在书房里，手里捏着苏轼的考卷，越看越激动，转头跟副手梅尧臣说：“这文章写得，我这辈子都未必能赶上！往后我可得给这年轻人让路，别挡着他的路了。”
这话没说错。苏轼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笔锋里既有年轻人的锐气，又有超出年龄的沉稳，连“赏疑从与，罚疑从去”的道理，都讲得入情入理。更妙的是，他还编了个“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典故，欧阳修翻遍史书都没找着，后来问起，苏轼才笑着说：“我觉得尧和皋陶的性子，大概会这么做。”这份才气，不是死读经书能读出来的，是从骨头里透出来的灵光。
五年后，苏轼又去考“制科”——这可不是普通科举，是给朝廷选拔尖人才的“特招考试”，从北宋开国到那时，百年间能考上的没几个。结果他一考就中了第一，还是“百年第一”。宋仁宗拿着他的考卷，喜滋滋地跟皇后说：“我给子孙后代找着个好宰相！”
那时候的苏轼，真是春风得意。27岁就成了京官，跟弟弟苏辙住在一起，每天下班了就约着去酒楼喝酒，或者去汴河边上散步。他的诗、词、文，一写出来就被人争相传抄，连宫里的太监都拿着他的词谱曲唱。30岁那年，他还把自己的诗文编成了《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一出版就卖断了货，连欧阳修都拿着书跟人说：“往后的文坛，就是子瞻的天下了。”
可命运这东西，从来不会一直顺着人走。就在苏轼觉得日子会一直这么顺下去的时候，30岁这年，他的妻子王弗突然病逝了。王弗是他19岁时娶的妻子，不仅长得好，还特别懂他——有时候客人来家里谈事，王弗躲在屏风后听，客人走了就跟他说：“这人说话绕弯子，怕是没安好心，你得防着点。”苏轼以前总觉得妻子太谨慎，可王弗走了，他才知道，家里少了个能替他操心的人。
那天晚上，他坐在空荡荡的书房里，看着王弗生前缝补的衣服，眼泪掉在纸上，晕开了墨迹。后来过了十年，他还写了首《江城子》怀念她：“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字里行间的疼，读着都让人鼻子发酸。
日子刚缓过来点，更大的坎又等着他。42岁那年，他因为写了几首诗，被人诬告“讥讽朝政”，直接抓进了御史台大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御史台里种满了柏树，乌鸦天天在上面叫，所以也叫“乌台”。苏轼在牢里待了130天，每天都活得提心吊胆。
有一次，狱卒给他送牢饭，偷偷跟他说：“外面有人说，你可能活不过这月了。”苏轼听了，反倒平静下来，他给弟弟苏辙写了首绝命诗，其中一句是“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他想着，要是真死了，能跟弟弟做一辈子兄弟，也值了。
还好，最后宋神宗舍不得杀他，把他贬到了黄州——一个偏远的小城，连个正经的官邸都没有。他带着家人到黄州的时候，口袋里没几个钱，全家人差点饿肚子。还好他发现住所东面有块坡地，荒着没人种，就自己扛着锄头去开垦。
以前的苏大学士，哪干过这种活？刚开始挖地，手上磨起了水泡，腰也酸得直不起来。可他没抱怨，反而给自己起了个号叫“东坡居士”，天天穿着粗布衣服，在地里种稻子、种蔬菜，有时候还去江边钓鱼。
有一天，他跟朋友去沙湖道上散步，突然下起了大雨，朋友都忙着躲雨，唯独他拄着竹杖，穿着草鞋，慢悠悠地走。雨打在竹叶上，噼里啪啦响，他却笑着吟出了那句千古名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在黄州的这几年，他反而写出了这辈子最好的文章。《赤壁赋》《后赤壁赋》《定风波》，全是在这时候写的。他还琢磨出了“东坡肉”——把五花肉煮得酥烂，再用酱油、酒腌着蒸，香得邻居都来敲门要方子。有人问他：“你以前是京官，现在成了农夫，不觉得苦吗？”他笑着说：“苦是苦，可地里的稻子熟了，锅里的肉香了，这不就是好日子吗？”
可命运还没放过他。49岁那年，他又被贬到惠州——一个当时被称为“瘴疠之地”的地方，到处是毒虫瘴气，很多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出发前，他给朋友写信说：“这里到处是鬼怪，我又老又病，怕是再也回不来了。”
结果到了惠州，他反倒活得有滋有味。路上坐船经过洞庭湖，看着湖里的春色，他忍不住写了篇《洞庭春色赋》，字里行间全是对生活的热爱。这篇赋后来被乾隆皇帝当成宝贝，天天放在书房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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