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57年的春天,汴京城的风里都带着墨香——这年的科举放榜,一张“千年龙虎榜”让整个文坛炸了锅。榜单上,一个22岁的四川青年名字格外扎眼:苏轼,字子瞻。
放榜那天,主考官欧阳修坐在书房里,手里捏着苏轼的考卷,越看越激动,转头跟副手梅尧臣说:“这文章写得,我这辈子都未必能赶上!往后我可得给这年轻人让路,别挡着他的路了。”
这话没说错。苏轼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笔锋里既有年轻人的锐气,又有超出年龄的沉稳,连“赏疑从与,罚疑从去”的道理,都讲得入情入理。更妙的是,他还编了个“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典故,欧阳修翻遍史书都没找着,后来问起,苏轼才笑着说:“我觉得尧和皋陶的性子,大概会这么做。”这份才气,不是死读经书能读出来的,是从骨头里透出来的灵光。
五年后,苏轼又去考“制科”——这可不是普通科举,是给朝廷选拔尖人才的“特招考试”,从北宋开国到那时,百年间能考上的没几个。结果他一考就中了第一,还是“百年第一”。宋仁宗拿着他的考卷,喜滋滋地跟皇后说:“我给子孙后代找着个好宰相!”
那时候的苏轼,真是春风得意。27岁就成了京官,跟弟弟苏辙住在一起,每天下班了就约着去酒楼喝酒,或者去汴河边上散步。他的诗、词、文,一写出来就被人争相传抄,连宫里的太监都拿着他的词谱曲唱。30岁那年,他还把自己的诗文编成了《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一出版就卖断了货,连欧阳修都拿着书跟人说:“往后的文坛,就是子瞻的天下了。”
可命运这东西,从来不会一直顺着人走。就在苏轼觉得日子会一直这么顺下去的时候,30岁这年,他的妻子王弗突然病逝了。王弗是他19岁时娶的妻子,不仅长得好,还特别懂他——有时候客人来家里谈事,王弗躲在屏风后听,客人走了就跟他说:“这人说话绕弯子,怕是没安好心,你得防着点。”苏轼以前总觉得妻子太谨慎,可王弗走了,他才知道,家里少了个能替他操心的人。
那天晚上,他坐在空荡荡的书房里,看着王弗生前缝补的衣服,眼泪掉在纸上,晕开了墨迹。后来过了十年,他还写了首《江城子》怀念她:“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字里行间的疼,读着都让人鼻子发酸。
日子刚缓过来点,更大的坎又等着他。42岁那年,他因为写了几首诗,被人诬告“讥讽朝政”,直接抓进了御史台大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御史台里种满了柏树,乌鸦天天在上面叫,所以也叫“乌台”。苏轼在牢里待了130天,每天都活得提心吊胆。
有一次,狱卒给他送牢饭,偷偷跟他说:“外面有人说,你可能活不过这月了。”苏轼听了,反倒平静下来,他给弟弟苏辙写了首绝命诗,其中一句是“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他想着,要是真死了,能跟弟弟做一辈子兄弟,也值了。
还好,最后宋神宗舍不得杀他,把他贬到了黄州——一个偏远的小城,连个正经的官邸都没有。他带着家人到黄州的时候,口袋里没几个钱,全家人差点饿肚子。还好他发现住所东面有块坡地,荒着没人种,就自己扛着锄头去开垦。
以前的苏大学士,哪干过这种活?刚开始挖地,手上磨起了水泡,腰也酸得直不起来。可他没抱怨,反而给自己起了个号叫“东坡居士”,天天穿着粗布衣服,在地里种稻子、种蔬菜,有时候还去江边钓鱼。
有一天,他跟朋友去沙湖道上散步,突然下起了大雨,朋友都忙着躲雨,唯独他拄着竹杖,穿着草鞋,慢悠悠地走。雨打在竹叶上,噼里啪啦响,他却笑着吟出了那句千古名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在黄州的这几年,他反而写出了这辈子最好的文章。《赤壁赋》《后赤壁赋》《定风波》,全是在这时候写的。他还琢磨出了“东坡肉”——把五花肉煮得酥烂,再用酱油、酒腌着蒸,香得邻居都来敲门要方子。有人问他:“你以前是京官,现在成了农夫,不觉得苦吗?”他笑着说:“苦是苦,可地里的稻子熟了,锅里的肉香了,这不就是好日子吗?”
可命运还没放过他。49岁那年,他又被贬到惠州——一个当时被称为“瘴疠之地”的地方,到处是毒虫瘴气,很多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出发前,他给朋友写信说:“这里到处是鬼怪,我又老又病,怕是再也回不来了。”
结果到了惠州,他反倒活得有滋有味。路上坐船经过洞庭湖,看着湖里的春色,他忍不住写了篇《洞庭春色赋》,字里行间全是对生活的热爱。这篇赋后来被乾隆皇帝当成宝贝,天天放在书房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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