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的沈阳，空气里还残留着夏末的燥热，却混着一股说不出的慌乱劲儿。东塔机场的跑道上，尘土被风卷着打旋，一架苏联军用飞机的螺旋桨正“嗡嗡”地转着，声音刺耳得很。毓嶦被两个苏联士兵夹在中间，胳膊被攥得生疼，他下意识地想挣开，却瞥见不远处的溥仪——他那位曾经的“大清皇帝”，此刻正垂着头，灰布长衫上沾着泥点，往日里端着的架子早没了踪影，活像个被抽走了魂的木偶。
毓嶦心里“咯噔”一下，像有块石头沉了底。他是爱新觉罗·毓嶦，大清最后一位恭亲王，按辈分，得叫溥仪一声“堂哥”。三个月前，他还在伪满洲国的“皇宫”里，穿着笔挺的军装，以为跟着溥仪能给早已败落的家族挣回点脸面。可现在，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一宣读，伪满洲国就像纸糊的房子，一推就塌了。他们慌慌张张地收拾了几件行李，想从沈阳机场逃去日本，没成想刚到跑道，就撞上了苏联军队。
“走！”苏联士兵推了他一把，粗粝的手掌蹭过他的袖口。毓嶦踉跄了两步，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这双手生下来就没沾过土，小时候练书法时被师傅握着，后来拿过镶金的筷子，摸过紫檀木的砚台，就算在伪满洲国没了实权，也从没干过半点粗活。可现在，这双手被攥得发红，指缝里还沾了点机场的尘土，刺得他心里发慌。
他和溥仪，还有十几个伪满洲国的官员，被塞进了飞机的后舱。舱里没有座位，只能蹲在冰冷的铁皮上，飞机起飞时的颠簸让他胃里翻江倒海。他靠在舱壁上，看着窗外的云快速往后退，心里乱糟糟的：以前在恭亲王府，他住的是雕梁画栋的正房，院里种着海棠和玉兰，春天一到，满院都是花香；吃饭时，小太监端着十几道菜上来，他挑拣着吃两口，剩下的就赏给下人。那时候，他以为“恭亲王”这三个字就是天，就算大清亡了，皇族的身份总能让他衣食无忧。可现在才明白，这身份早成了累赘——没权没钱，连自己的命都攥在别人手里。
战俘营里的“王爷苦熬”
飞机降落在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时，一股寒气扑面而来。九月的苏联已经冷得刺骨，毓嶦身上那件单衣根本抵不住风，他缩着脖子，跟着人群被押进了战俘营。营区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几排简陋的木屋歪歪扭扭地立在雪地里，烟囱里冒出的黑烟被风刮得七零八落。
接下来的五年，毓嶦就困在这冰天雪地里“苦熬”。每天早上天不亮，哨声就会准时响起，他们得排队去操场集合，然后被分到不同的地方干活——有的去劈柴，有的去修铁路，毓嶦因为身子骨弱，被安排去喂猪。猪圈里又脏又臭，猪食桶沉得他拎不动，只能拖着走，溅得裤腿上全是泔水。到了冬天，气温能降到零下三十度，他穿着战俘营发的薄棉衣，棉絮都露了出来，手和脚冻得又红又肿，晚上钻进铺着稻草的被窝，冻得半天睡不着觉。
最难受的是饿。每天两顿饭，早上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土豆汤，晚上是黑面包，硬得像石头，咬一口能硌得牙酸。有一次，他实在饿极了，偷偷在喂猪时藏了半块冻土豆，晚上躲在被窝里啃，土豆冰得他牙龈疼，可他还是嚼得津津有味——那是他那几天里唯一能尝到的“荤腥”（土豆在当时的战俘营里，算是能填肚子的“硬货”）。
他常常坐在木屋门口，看着远处的雪山发呆。以前在恭亲王府，冬天围着火炉，丫鬟会端来滚烫的奶茶，撒上一把炒米，暖得人浑身舒服。现在，他只能拢着冻得发僵的手，哈出一口白气，看着那团雾气很快消散在风里。有一次，溥仪凑过来，声音沙哑地问他：“你说，咱们还能回去吗？”毓嶦摇了摇头，他不知道答案，只觉得眼前的日子像没有尽头的黑夜，连一点光都看不到。
1950年的冬天，他们被押上了回国的火车。火车一路向南，气温渐渐回升，可毓嶦的心却越来越沉——他听说，他们要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那是专门改造战犯的地方。他不知道“改造”意味着什么，只觉得从一个牢笼，又要钻进另一个牢笼。
战犯管理所里的“身份清零”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比苏联战俘营的铁丝网更让人心慌。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劳动改造，重新做人”，几个字红得刺眼。毓嶦和溥仪被分在不同的房间，每个房间住六个人，上下铺，铺着薄薄的褥子。第一天早上，管理员就拿着作息表进来，宣布规矩：每天要学习，要劳动，要写思想汇报，没有“王爷”，没有“皇上”，在这里，所有人都是待改造的战犯。
刚开始，毓嶦根本受不了。他从小被人伺候惯了，现在要自己叠被子、扫地、刷碗，手里的碗滑溜溜的，一不留神就摔在地上，碎瓷片割破了手，血珠渗出来，他看着那点血，突然觉得委屈——他可是恭亲王啊，怎么能做这些“下等人”干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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