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一年的秋阳，斜斜地照在北直隶保定高阳的一处农家小院里。院角的老枣树下，一个扎着总角的孩童正捧着本《左传》看得入神，连母亲喊他吃饭的声音都没听见。这孩子便是刚满七岁的孙承宗，日后被崇祯帝比作“汉之孔明、唐之裴寂”的明末第一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农家院落里的读书郎，不仅会在七旬高龄率全家殉国，更会在三百年后，以一种跨越时空的方式，让子孙完成自己“孙氏与蛮夷世代为敌”的临终誓言。
第一章 从私塾先生到帝师：藏在笔墨里的兵戈气
高阳这地方，自古就沾着边关的硬朗气——往北走百十里地，就是长城的烽燧。孙承宗的父亲是个本分的庄稼人，却认准了“读书能改命”的理，省吃俭用供儿子上学。孙承宗也真争气，十六岁考秀才时，笔走龙蛇写就一篇《边塞策》，把主考官看得拍案叫绝：“这孩子笔下有金戈铁马气，将来定不是池中之物！”果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拿下秀才，次年岁试又拔得头筹，成了高阳城里人人称羡的“神童”。
可神童的科考路，偏生走得磕磕绊绊。考举人时，他因为在考卷里直言“边备废弛，隐患已生”，触怒了主考的京官，愣是落了榜。这一落，就蹉跎了十六年。为了糊口，孙承宗扛起了“私塾先生”的担子，先是在北京御史中丞姜璧家教书，后来又被易县兵备道房守士请去做西席。房守士是个懂兵的官，后来调任大同兵备道，特意把孙承宗带在了身边——就是这一去，让孙承宗的笔锋里，真正融进了边关的风沙。
大同城的城墙根下，总能看见孙承宗的身影。他不跟其他文人似的躲在书房里吟风弄月，反倒爱跟守城的老兵蹲在墙根下唠嗑：“张大哥，您说这长城的烽火台，为啥偏偏在猴儿山那处设一个？”“李大叔，上次蒙古人来犯，您说咱们的火铳为啥打不过他们的弯刀？”老兵们也乐意跟这个没架子的先生聊，一来二去，孙承宗把大同的山川地形、边军布防摸得门儿清，甚至能闭着眼睛画出周边十里的烽燧分布图。晚上回到书房，他就着油灯把这些见闻记下来，渐渐攒出了一厚本《大同边略》。
万历二十二年，三十二岁的孙承宗终于考中举人；又过十年，四十二岁的他站在了殿试的金銮殿上。面对万历皇帝“如何安边”的策问，其他考生都在说些“仁政感化”的空话，唯有孙承宗掏出怀里的《大同边略》草稿，直言不讳：“边患不在外夷，而在吏治腐败、军饷克扣！若要安边，需先整军，再筑防，后抚民，三者缺一不可。”万历皇帝越听越精神，当即拍板：“这榜眼，就给孙承宗！”
中了榜眼的孙承宗，被派进翰林院做编修，一坐就是十年冷板凳。这十年里，他没闲着——主持乡试时，挑中了后来的文坛领袖钱谦益；主持会试时，又拔了抗清名将傅宗龙为进士。旁人都笑他“放着清福不享，偏要沾这些‘硬茬’的光”，孙承宗却只笑：“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这些孩子眼里有光，将来能扛事。”
转机出现在万历四十二年。孙承宗被调进詹事府，专门教太子朱由校读书。这朱由校就是后来的天启帝，天生不爱读圣贤书，却独独爱听孙承宗讲“边关故事”。孙承宗也不照本宣科，讲《史记》里的李广，就顺带讲大同老兵说的“夜袭敌营”；讲《汉书》里的霍去病，就扯出自己画的边防线图。朱由校听得入迷，常拽着他的袖子问：“孙先生，要是我当了皇帝，你能帮我守住北边的城门吗？”孙承宗总是躬身答道：“臣愿为陛下效死。”
天启元年，十六岁的朱由校登基，第一件事就是把孙承宗升为“经筵日讲官”——这可是真正的“帝师”。宫里的太监都劝孙承宗：“先生现在得圣心，该多求点赏赐才是。”孙承宗却摇摇头，依旧每天揣着那本《大同边略》进宫，讲的还是边关的事。他知道，这大明的北境，已经等不起了。
第二章 督师山海关：用十年筑一道不塌的防线
天启二年的冬天，沈阳、辽阳接连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紫禁城里的暖炉都压不住满朝文武的寒意。努尔哈赤的八旗兵像饿狼似的扑向关内，山海关成了大明最后的屏障。可此时的山海关经略王在晋，却提出了个“馊主意”——再修一道“重城”，要花一百万两白银。朝堂上吵成一团，有人说“该修”，有人说“没钱”，天启帝急得直拍桌子：“孙先生呢？让孙先生来！”
孙承宗一进殿，就把王在晋的奏疏往案上一放：“陛下，这城不能修。”他走到殿中央挂着的舆图前，指着山海关外的宁远城：“宁远城依山傍海，是天然的屏障。若把钱花在修重城上，不如加固宁远，再招募辽兵守边——辽人熟悉地形，又恨后金，用他们守城，比花钱修死城管用。”天启帝眼睛一亮：“就按孙先生说的办！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这个官你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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