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一年的秋阳,斜斜地照在北直隶保定高阳的一处农家小院里。院角的老枣树下,一个扎着总角的孩童正捧着本《左传》看得入神,连母亲喊他吃饭的声音都没听见。这孩子便是刚满七岁的孙承宗,日后被崇祯帝比作“汉之孔明、唐之裴寂”的明末第一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农家院落里的读书郎,不仅会在七旬高龄率全家殉国,更会在三百年后,以一种跨越时空的方式,让子孙完成自己“孙氏与蛮夷世代为敌”的临终誓言。
第一章 从私塾先生到帝师:藏在笔墨里的兵戈气
高阳这地方,自古就沾着边关的硬朗气——往北走百十里地,就是长城的烽燧。孙承宗的父亲是个本分的庄稼人,却认准了“读书能改命”的理,省吃俭用供儿子上学。孙承宗也真争气,十六岁考秀才时,笔走龙蛇写就一篇《边塞策》,把主考官看得拍案叫绝:“这孩子笔下有金戈铁马气,将来定不是池中之物!”果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拿下秀才,次年岁试又拔得头筹,成了高阳城里人人称羡的“神童”。
可神童的科考路,偏生走得磕磕绊绊。考举人时,他因为在考卷里直言“边备废弛,隐患已生”,触怒了主考的京官,愣是落了榜。这一落,就蹉跎了十六年。为了糊口,孙承宗扛起了“私塾先生”的担子,先是在北京御史中丞姜璧家教书,后来又被易县兵备道房守士请去做西席。房守士是个懂兵的官,后来调任大同兵备道,特意把孙承宗带在了身边——就是这一去,让孙承宗的笔锋里,真正融进了边关的风沙。
大同城的城墙根下,总能看见孙承宗的身影。他不跟其他文人似的躲在书房里吟风弄月,反倒爱跟守城的老兵蹲在墙根下唠嗑:“张大哥,您说这长城的烽火台,为啥偏偏在猴儿山那处设一个?”“李大叔,上次蒙古人来犯,您说咱们的火铳为啥打不过他们的弯刀?”老兵们也乐意跟这个没架子的先生聊,一来二去,孙承宗把大同的山川地形、边军布防摸得门儿清,甚至能闭着眼睛画出周边十里的烽燧分布图。晚上回到书房,他就着油灯把这些见闻记下来,渐渐攒出了一厚本《大同边略》。
万历二十二年,三十二岁的孙承宗终于考中举人;又过十年,四十二岁的他站在了殿试的金銮殿上。面对万历皇帝“如何安边”的策问,其他考生都在说些“仁政感化”的空话,唯有孙承宗掏出怀里的《大同边略》草稿,直言不讳:“边患不在外夷,而在吏治腐败、军饷克扣!若要安边,需先整军,再筑防,后抚民,三者缺一不可。”万历皇帝越听越精神,当即拍板:“这榜眼,就给孙承宗!”
中了榜眼的孙承宗,被派进翰林院做编修,一坐就是十年冷板凳。这十年里,他没闲着——主持乡试时,挑中了后来的文坛领袖钱谦益;主持会试时,又拔了抗清名将傅宗龙为进士。旁人都笑他“放着清福不享,偏要沾这些‘硬茬’的光”,孙承宗却只笑:“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这些孩子眼里有光,将来能扛事。”
转机出现在万历四十二年。孙承宗被调进詹事府,专门教太子朱由校读书。这朱由校就是后来的天启帝,天生不爱读圣贤书,却独独爱听孙承宗讲“边关故事”。孙承宗也不照本宣科,讲《史记》里的李广,就顺带讲大同老兵说的“夜袭敌营”;讲《汉书》里的霍去病,就扯出自己画的边防线图。朱由校听得入迷,常拽着他的袖子问:“孙先生,要是我当了皇帝,你能帮我守住北边的城门吗?”孙承宗总是躬身答道:“臣愿为陛下效死。”
天启元年,十六岁的朱由校登基,第一件事就是把孙承宗升为“经筵日讲官”——这可是真正的“帝师”。宫里的太监都劝孙承宗:“先生现在得圣心,该多求点赏赐才是。”孙承宗却摇摇头,依旧每天揣着那本《大同边略》进宫,讲的还是边关的事。他知道,这大明的北境,已经等不起了。
第二章 督师山海关:用十年筑一道不塌的防线
天启二年的冬天,沈阳、辽阳接连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紫禁城里的暖炉都压不住满朝文武的寒意。努尔哈赤的八旗兵像饿狼似的扑向关内,山海关成了大明最后的屏障。可此时的山海关经略王在晋,却提出了个“馊主意”——再修一道“重城”,要花一百万两白银。朝堂上吵成一团,有人说“该修”,有人说“没钱”,天启帝急得直拍桌子:“孙先生呢?让孙先生来!”
孙承宗一进殿,就把王在晋的奏疏往案上一放:“陛下,这城不能修。”他走到殿中央挂着的舆图前,指着山海关外的宁远城:“宁远城依山傍海,是天然的屏障。若把钱花在修重城上,不如加固宁远,再招募辽兵守边——辽人熟悉地形,又恨后金,用他们守城,比花钱修死城管用。”天启帝眼睛一亮:“就按孙先生说的办!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这个官你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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