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冬的上海，第一场寒流来得猝不及防。
戴笠听过陈默的汇报，表示肯定，让他继续关注。同时告诉他，上峰找他有急事，要回南京总部几天，让及时用电台与总部电讯科联系。
陈默回到复兴社上海工作站的办公室，把香河游行的后续情报——北平学生成功冲破宪兵封锁、天津驻屯军增兵通州的消息整理完，电台突然“滋滋”响起，急促的电码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
他猛地抓起耳机，指尖刚触到电键，就听出是北平老吴的呼号，只是这一次，电码里裹着的寒意，比窗外的北风还重。
“察哈尔要丢了。”
老吴的电码译成文字，墨迹落在纸上都带着颤，“日本人派了浅昭弥太郎带两个特务，化装成蒙古商人住进苏尼特右旗王府，天天给德王灌‘满蒙独立’的迷魂汤，还送了20支三八大盖、500发子弹，逼他签‘蒙日互助协定’。”
陈默攥着情报纸的手紧了紧，指节泛出青白。
德王——察哈尔蒙旗最有势力的王公，日本人盯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去年就派过特务接触，只是没敢这么明目张胆。
现在冀察政委员会刚成立，华北的“自治”还没歇火，日本人转头就把爪子伸到察哈尔，分明是想把华北、蒙旗连起来，织一张包围中国北方的网。
“冀察政委会就是块幌子。”
老吴的电码又传了过来，“日本人说是‘华北自治’告一段落，实则是把宋哲元将军架在火上烤——一边让他管着冀察，一边又不让他拦着察哈尔的事。
昨天日本军部奉天皇令找张自忠将军交涉，硬逼他下令撤长城以北的保安队，说‘避免摩擦’，其实是要把那片地彻底让出来。”
陈默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
黄浦江面上的轮船裹着寒雾，远处日本领事馆的太阳旗在冷风里飘得扎眼。
他想起上个月收到的察哈尔兵力部署图，长城以北的保安队虽只有三个营，却是阻挡日军西进的最后一道屏障，一旦撤退，苏尼特右旗、镶黄旗这些地方，就成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到时候不仅能和伪满洲国连成一片，还能直逼绥远，华北的北大门就彻底开了。
“保安队撤到哪了？”陈默敲击电键，指尖因紧张而微微发颤。
“刚过张家口，日本人派了一个骑兵小队‘护送’，说是怕‘土匪袭击’，实则是盯着他们不许回头。”
老吴的回复来得很快，“浅昭弥太郎已经逼着德王的亲信拟好了‘苏尼特右旗自治章程’，就等签字了。复兴社北平站的人想混进去拦着，可王府外全是日本浪人守着，根本靠近不了。”
陈默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桌上的情报堆得比砚台还高——有察哈尔蒙旗的地形图，有浅昭弥太郎的特务活动记录，还有冀察政委会内部派系斗争的密报。
自从香河事件后，整个复兴社就像被抽紧的发条，情报一处的灯从早亮到晚，电报员小张的手指敲得红肿，连负责警戒的哨兵都加了两班岗，可情报还是赶不上日本人侵略的速度。
“戴老板的急电。”
小张端着杯温茶进来，把一份加密电报放在陈默手边，“这次不是问华北，是让你查东北军——张学良部和红军的往来，要调防记录、补给报表，还要军官的私下动向，越细越好。”
陈默拆开电报，戴笠的字迹力透纸背：“东北军陕北动向关乎西北变局，倭寇窥伺华北，若汉卿（张学良字）与共匪暗通，党国腹背受敌，速查！”
他心里咯噔一下，1936年冬的陕北，“剿共”战事本就断断续续，张学良的东北军虽说还驻在洛川、甘泉一带，可上个月就有情报说，东北军和红军在崂山打了场“假仗”——枪声响了大半天，双方伤亡加起来不到十人，当时他只当是传闻，现在看来，戴笠是真收到了风声。
第二天一早，陈默就去了复兴社上海档案室。
管理员老郑见他来，赶紧把他领进最里面的铁皮柜房，压低声音说：“东北军近半年的资料都在这儿，调防的、补给的、还有他们和南京军委会的往来函件，你慢慢翻，我在外头给你把风，别让日本特务的眼线看见。”
铁皮柜门拉开，厚厚的卷宗堆得几乎顶到柜顶，封皮上“东北军第67军”“第105师”“陕北补给站”的标签，在昏暗的光线下格外醒目。
陈默蹲下身，从最底下抽出1936年9月的调防记录，一页页仔细翻——9月12日，第67军107师从富县调到甘泉，离红军的瓦窑堡根据地只有30里；9月28日，第105师骑兵旅从绥德往清涧移动，却没向南京报备具体布防计划，只写着“机动待命”；10月中旬，东北军驻洛川的补给站突然增加了往陕北方向的运输频次，每周3次的粮草车，改成了天天发车。
“哪有把兵往敌人眼皮子底下挪的？”陈默心里犯嘀咕，又抽出后勤补给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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