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七年春，十四阿哥胤禵，尊号“抚远大将军王”，以代天子巡狩、总摄西北军务的极高规格，率领数万八旗精锐及蒙古各部联军，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北京城。旌旗蔽日，刀枪如林，出征的仪仗绵延十数里，鼓号喧天，声势浩大，几乎倾尽了京畿半城之人前来围观送行。
康熙帝亲临午门，赐酒壮行。那一刻，胤禵身着金光闪闪的甲胄，跪接御酒，仰头饮尽时，年轻的脸庞上洋溢着无比的光彩与豪情。阳光照在他身上，仿佛为他镀上了一层耀眼的光环。他是帝国的骄阳，是未来的希望，是所有目光的焦点。就连一向沉静的康熙，在看着这个英姿勃发的儿子时，眼中也流露出难得的、复杂的期许。
汪若澜随侍在御驾之侧，远远望着那支逐渐消失在尘土中的大军，心中却没有半分送别的激昂，反而沉甸甸的，像是压了一块浸透了水的巨石。胤禵的离去，带走了京城大部分的喧嚣和躁动，紫禁城仿佛瞬间安静了下来。往日里因他而聚集的武将勋贵、奔走钻营的官员，似乎也随着主帅的离开而暂时蛰伏。
朝局进入了一种奇异的“平静期”。
太子之位依旧空悬，但最热门的竞争者已远在千里之外。八阿哥胤禩一党早已烟消云散，不成气候。三阿哥胤祉依旧埋头书斋。朝堂之上，似乎只剩下一位成年皇子在康熙身边担当重任——四阿哥胤禛。
胤禛并未因胤禵的离去而变得高调。相反，他更加沉默，更加专注于政务。西北战事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消耗着帝国庞大的资源。粮饷、军械、马匹、民夫……一切都需要协调、筹措、转运。胤禛以户部为本职，兼管着与战事相关的诸多后勤要务，将他那套务实、严谨、甚至有些苛刻的作风发挥到了极致。他像一架不知疲倦的精密机器，高效地处理着源源不断的公文和指令，确保前线的供给不至于中断。
康熙对他的倚赖与日俱增。许多重要的财政决策、官员任免，甚至涉及其他部院的事务，康熙都习惯性地召胤禛商议。胤禛的奏对，永远数据详实，条理清晰，绝少空泛之论。在这种“平静”的表象下，胤禛的权柄和影响力，正以一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方式，悄然渗透到帝国中枢的各个层面。
然而，汪若澜深知，这种“平静”，不过是假象。它是两大政治势力被地理距离暂时分隔开所形成的脆弱平衡，是暴风雨来临前，那令人窒息的、低压的宁静。
风暴的核心，源于乾清宫东暖阁内，那张日渐苍老、却依旧掌控着一切的龙椅。
康熙皇帝，真的老了。
这一点，汪若澜作为贴身侍奉的宫女，感受得最为真切。虽然皇帝依旧每日勤政，召见臣工，批阅奏章，但精力已大不如前。他批阅奏折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会对着一份简单的题本出神良久；召见大臣时，偶尔会显露出不易察觉的疲惫和不耐；他的咳嗽比以前频繁，虽然太医院用了最好的药调理，但那日渐佝偻的背影和深陷的眼窝，却骗不了人。
更让汪若澜心惊的是，皇帝的情绪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有时会因为一点小事而龙颜大怒，斥责臣下毫不留情；有时又会陷入长久的沉默，望着窗外发呆，眼神中流露出一种深沉的孤独和……对身后事的忧虑。
这位统治帝国近六十年的雄主，正在不可抗拒地走向生命的尾声。而他身后那张至高无上的宝座，依然空缺。这就像一颗悬在帝国上空的、引信正在滋滋燃烧的巨型炸弹。胤禵的西征，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是康熙为了稳住局势、避免在自己生前爆发激烈冲突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将最有竞争力的两个儿子暂时分开。
但所有人都明白，这仅仅是权宜之计。一旦康熙驾崩，或者哪怕只是病重失去理政能力，这脆弱的平衡将瞬间被打破。远在西北、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王”胤禵，与坐镇京师、逐渐掌控中枢的四阿哥胤禛，必将展开一场决定帝国命运的终极对决。
那一天，什么时候会来？谁也不知道。可能是一年，可能是几个月，甚至可能……就是明天。
这种对未知的、却必然到来的风暴的等待，比直接的刀光剑影更折磨人。朝臣们表面上各司其职，但私下里，无不睁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紧张地观察着宫中的任何一丝风吹草动，小心翼翼地调整着自己的立场。紫禁城内，弥漫着一种无声的焦虑和暗涌的投机。
汪若澜站在风暴眼的边缘，感受着这日益紧迫的压力。她知道，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仅仅满足于观察和被动应对。她必须为自己，也为她早已无法割舍的那个沉默背影，做更充分的准备。
她的准备，是无声的，是细致的。
她更加留意康熙的健康状况，留意太医院太医们的进出频率和神色变化，留意皇帝饮食起居的细微变化。这些信息，或许能在关键时刻判断出皇帝的病势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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