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迁哲归府一趟，当然不能只是诉苦，很快便又讲起自己的治理方略：“洞庭湖周边多平野沃土，但因其地久荒失治，亦多江湖匪盗。若是仓促均田，民尽为匪盗食矣！屯田造戍，不失防备，纵有匪盗来扰，不能伤也。久则元气自生，民生愈安，耕织有时，必可仓储渐丰。
湘州地处南陆，署长日烈，蔗苗喜生，其山野之间本多野蔗。旧沔北造糖所用蔗料亦多产自湘州，转道江陵由江陵人售来。今我既据其地，自当整地造圃，大兴蔗园，壮其地利，民自归附！”
李泰听到李迁哲所提出的这一思路，心中也是大感兴趣。沿湖屯田这一点倒没什么可说的，一地欲治必先兴农。南梁时期的洞庭湖周边已经拥有了可观的开发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也不至于暴躁的一打这么多年，早特么都饿死了。
以洞庭湖周边的农业生产作为治理湘州的基础产业，这一思路正合时宜。而讲到耕田，那自然是汉民本业，所以未来湘州的兴治也必然是以其地汉民为主体，兼而包容吸纳周边地区的蛮人部族。
毕竟就算到了后世，湘西地区也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而想要治理湘州，这些蛮人部落就不能排除在外，而是需要积极的将他们教化组织起来，使生蛮转化为熟蛮，乃至于最终融入到汉民体系中来。
李迁哲思路的后半段因山植蔗则就比较有意思了，甘蔗这种作物倒也不是说多么的喜旱喜高，只是厌涝，生长周期中一旦做不到及时的排水防涝，那么成熟后就会品质不佳、糖分不高，乃至于大片的烂根涝死，所以选择种植在平原和山野过渡的坡地上比较好，再加上湖南地区气候、雨水方面都比较适宜种植这一作物，到了后世也是甘蔗的大产区。
李泰之前便用蔗糖的生产来吸引巴蜀地区的豪强配合行事，而蔗糖产业的利润如何自然也不需要多说。一旦其产业规模大面积的铺开，那所迸发出来的能量绝对惊人。
古代社会消耗量最大的自然就是维持生计的粮食和保暖御寒的布帛，所以耕织向来都是一个政权的重中之重。而排在粮帛之后的，则就是各种瘾品，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便是食盐、茶叶与蜜糖等等。
这些瘾品往往作为重要的商品活跃在商贸交易之中，有了商贸交易，自然就有了财富流通，有了区域交流。财富的流通和区域的交流，是维持一个疆域辽阔的农耕帝国内部活力非常重要的因素。
像是后世的中唐藩镇割据时期，中央权威虽然遭到了极大程度的削弱，但统治仍然得以存续下去。
由中央政府通过政策所主导的资源的调度与流通虽然陷入低谷，但民间的商贸和区域交流却也被激活并得到了加强，除了着名的河朔三镇之外，中唐时期比较强大的藩镇主要集中在水陆要津之地，这也是原因所在。
唐末五代之后的宋朝也是一个商贸空前活跃的朝代，正是因为中唐之后民间区域交流的加强所营造的社会基础。
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势力首领，拥有后世经验的李泰对于工商业的重视程度本就非常高。通过李迁哲所提出湘州地区因山植蔗这一经济产业的思路，他顿时便也由此衍生诸多联想。当然类似的想法思路之前不是没有，只是拿下湘州之后变得更强烈和具体了。
其实何止是湘州，整个岭南地区，包括云贵、交州等地，都比较适宜甘蔗种植。而区域的开发向来都与利益回报息息相关，像是一些蛮人占据的山野地带，并不是无法征服，而是成本太高、得不偿失，也没有长久维持统治的动机，现有的基础对于山野地区的资源获取和回报都太低了。
可是如果有了蔗糖产业的利益推动，山高路远不是困难，瘴疠横行同样也不是困难，除了穷，什么都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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