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秋风把棉田吹得翻起金浪时，我正蹲在“心愿驿站”的展示架前，给周奶奶的棉线画换防尘玻璃。
指尖刚触到玻璃边缘，掌心的钢笔突然轻轻震颤——不是以往的金光或共振，而是一种带着“厚重感”的颤动，像捧着一捆刚收割的棉花，沉甸甸的全是岁月的分量。
“阿箭，快来看！”林晚抱着一个捆着麻绳的布包跑过来，布包上印着“乡村邮政代办点”的戳记，还沾着点棉絮和泥土，“小棉寄来的！
说她们在收棉花时，从老邮政所的旧邮箱里翻出一沓没寄出去的家书，都是二十年前村民写给城里亲人的，其中有一封是给咱们社区老吴头的，收件人写着‘星光巷12号 吴建国收’，寄信人是‘乡下的弟弟吴建业’。”
我心里一动，握着钢笔站起身，眼前的颤动突然凝成画面：一位穿着补丁衣服的老人，坐在棉堆旁的小马扎上，手里捏着一支铅笔，在粗糙的信纸上写着“哥，今年棉花收成好，给你留了最好的棉絮，等你回来做棉被”；
老人的身后堆着刚摘的棉花，像一座小小的雪山，信纸旁边放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两个年轻小伙肩并肩站在棉田边，笑得露出牙齿。
“老吴头是不是总坐在社区门口的石凳上，手里攥着个旧烟袋，总打听‘乡下的信’？”我脱口而出，声音带着点急切。
林晚愣了愣，赶紧拆开布包：“小棉信里说，老吴头的弟弟吴建业在信里写，‘哥，你当年去城里当工人，说等棉田丰收就回来，这都二十年了，我每年都给你留棉絮’！你怎么知道老吴头总打听信？”
“是钢笔的感应，”我摩挲着笔身，那股“厚重感”越来越清晰，“它能让我摸到‘时光里的牵挂’——这封信藏了二十年，老吴头等了二十年，棉田里的棉絮也等了二十年。这是第三十四支箭，射的是被时光埋住的兄弟情。”
老周正好开车来送新印的“心愿家书”信封，车斗里堆着刚收的棉花种子，见状立刻说：“我载你们去找老吴头！
他住的那栋楼我熟，每天天不亮就去社区门口等信，说‘我弟肯定给我写信了，就是还没寄到’。”
我们匆匆上车，车窗外的棉田一片金黄，收割机在田里穿梭，棉农们忙着把棉花装袋，一派丰收的景象。
小棉在信里说，吴建业在二十年前写了这封信后，没过多久就因病去世了，信被遗落在老邮政所的邮箱里，直到今年清理旧物才被发现。
老吴头这些年一直在找弟弟的消息，听说乡下邮政所合并，还特意去过几次，却始终没找到弟弟的信。
“老吴头和弟弟是双胞胎，”小棉的信里写，“当年老吴头去城里当工人，弟弟留在乡下种棉花，约定‘谁先混出样子，就帮对方’。
后来老吴头在城里安了家，想接弟弟来住，却联系不上，只知道弟弟一直在种棉花，等他回去。”
我握着钢笔，眼前的画面慢慢展开：1998年的秋天，年轻的吴建国背着行李，站在棉田边和弟弟告别，吴建业塞给他一包棉絮，说“哥，城里冷，这棉絮暖，等明年棉田丰收，我给你寄更多”；
吴建国说“弟，等我在城里站稳脚跟，就回来接你，咱们一起种棉花”；兄弟俩在棉田边抱了抱，谁也没想到，这一别竟是二十年。
“老吴头不是不想回去，是怕弟弟怪他‘忘了约定’，”我轻声说，“他在城里总梦见棉田，梦见弟弟给他装棉絮，所以每年都买新的棉絮，说‘我弟寄的棉絮，我得留着’。”
老周叹了口气：“那个年代的兄弟情，比棉絮还实在，一句约定就能等一辈子。咱们这次一定要把信给老吴头，让他知道，他弟没怪他，还每年给他留棉絮。”
中午的时候，我们终于在社区门口的石凳上找到了老吴头。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手里攥着个旧烟袋，眼睛望着邮局的方向，看到我们，慢慢站起身，声音沙哑：“你们……是来给我送信的？”
“吴爷爷，您好，”林晚递过一杯刚温的菊花茶，“我们是‘心愿驿站’的，从乡下给您带来了一封信，是您弟弟吴建业写的。”
老吴头的手突然抖了起来，烟袋掉在地上，他赶紧弯腰去捡，却怎么也捡不起来。
我蹲下来帮他捡起烟袋，把那封泛黄的信递给他：“吴爷爷，这是您弟弟二十年前给您写的信，他一直在等您回去，每年都给您留棉絮。”
老吴头接过信，指尖的皱纹蹭过泛黄的信纸，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
他慢慢拆开信，信纸已经有些脆化，上面的字迹却依旧清晰：
“哥：
今年棉田收成好，一亩地收了一百多斤棉花，我给你留了最白最软的棉絮，装在蓝布包里，等你回来做棉被。
你去城里当工人的第二年，我就把咱们家的棉田扩大了，现在有十亩地，每年都能收很多棉花。
村里的人都说我傻，种这么多棉花干嘛，我说‘我哥说了，等棉田丰收就回来，我得给他留够棉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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