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春风带着新棉的嫩芽香钻进书店时，我正蹲在院子里整理去年的棉花种子——小棉说要选最饱满的颗粒，分给社区和乡下的孩子，让“棉花心愿”在春天里发芽。指尖刚挑出一粒圆鼓鼓的种子，掌心的钢笔突然轻轻震颤，不是以往的金光或温润，而是一种带着“呼应”感的轻鸣，像风吹过棉田时，叶片与叶片的私语，细碎又真切。
“阿箭，快来看！”林晚抱着一个贴满邮票的纸箱跑过来，纸箱上印着各地的邮戳，有深圳的、上海的、成都的，还有国外的，“是‘棉花心愿课堂’的回信！孩子们寄给笔友的棉花心愿卡，都有回音了！还有一封特殊的信，是棉棉的太奶奶以前的笔友寄来的，收件人写着‘星光巷心愿驿站 转 赵桂兰收’，寄信人是‘海外的老朋友 苏曼莉’。”
我心里一动，握着钢笔站起身，眼前的轻鸣突然凝成画面：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窗边的藤椅上，手里捧着一张泛黄的棉花贺卡，贺卡上绣着一朵小小的棉花，旁边写着“桂兰，还记得我们的‘棉语约定’吗？”；老人的桌上放着一沓厚厚的信，信封上都印着棉花图案，最上面一封的邮戳，是三十年前的“星光巷邮政所”。
“赵桂兰奶奶是不是就是棉棉的太奶奶？当年和苏曼莉是知青时的笔友，约定‘每年棉花开时互寄棉花贺卡’？”我脱口而出，声音带着点惊喜。
林晚愣了愣，赶紧拆开纸箱：“棉棉在信里说，太奶奶总提起一个叫苏曼莉的阿姨，说‘当年一起种棉花，一起写棉语信，后来她去了海外，就断了联系’！你怎么知道她们的‘棉语约定’？”
“是钢笔的感应，”我摩挲着笔身，那股“呼应”的轻鸣更清晰了——不是单向的思念，是“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像棉棉太奶奶每年藏在棉田边的贺卡，像苏曼莉在海外坚持写了三十年的信，终于在春天里找到了彼此的轨迹，“这是第三十六支箭，射的是被距离隔断的‘棉语知己’情。”
老周正好开车来送新印的“棉语信笺”，车斗里堆着刚扎好的棉花花束，见状立刻说：“我载你们去乡下！棉棉的太奶奶肯定在等这封信，咱们快去让老人家高兴高兴！”
我们匆匆上车，车窗外的田野已经染上新绿，路边的棉花苗刚冒出嫩芽，像一个个攥紧的小拳头。小棉在附信里说，苏曼莉和赵桂兰是1972年的知青，一起在乡下种棉花，因为都喜欢用棉花的生长记录心情——“棉苗冒芽时写‘希望’，棉花开时写‘喜悦’，棉桃成熟时写‘收获’”，她们把这种写满棉花心事的信叫“棉语信”。后来苏曼莉随家人去了海外，临走前约定“每年棉花开，就寄棉语信”，可因为地址变更，信件大多石沉大海，赵桂兰却坚持每年在棉田边埋一张贺卡，说“曼莉肯定会回来找的”。
“太奶奶的炕头有个木盒，里面全是没寄出去的棉语信，”小棉的信里写，“每年棉花开，她就坐在棉田边写，写今年的棉花收成，写村里的变化，写对曼莉的思念，写完就用塑料袋包好，埋在当年她们一起种棉花的老地方。”
我握着钢笔，眼前的画面慢慢展开：1975年的秋天，赵桂兰和苏曼莉蹲在棉田边，手里拿着信纸，笔尖沾着棉絮，在纸上写着“今年的棉花结了三斤桃，比去年多一斤，我们的友谊也像棉苗一样，越长越壮”；她们把信折成棉花的形状，放进一个陶土罐里，埋在老槐树下，说“等我们老了，就挖出来看，看看我们的棉花心事”；离别时，苏曼莉把一支绣着棉花的钢笔送给赵桂兰，说“用它写棉语信，就像我在你身边”。
“太奶奶手里的钢笔，就是苏曼莉送的吧？笔帽上绣着一朵小小的棉花。”我轻声说。
老周叹了口气：“老一辈的知己情，比棉花还坚韧，一句约定就能守一辈子。咱们这次一定要帮她们重新联系上，让这三十年的棉语信，终于有个回响。”
中午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棉棉家。赵桂兰奶奶正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手里拿着那支绣棉钢笔，在纸上慢慢画着棉花，棉棉蹲在旁边，帮她递墨水。看到我们，棉棉立刻站起来，兴奋地喊：“太奶奶！阿箭哥哥他们来了，带了一封海外的信！”
赵桂兰奶奶抬起头，眼里满是疑惑，又带着点期待：“海外的信？是……是曼莉寄来的？”
“是，赵奶奶，”林晚把信递过去，“是苏曼莉阿姨从海外寄来的，她说找了您三十年，终于通过‘心愿驿站’联系上了。”
赵桂兰奶奶接过信，手指的颤抖让信纸轻轻晃动。信封上贴着海外的邮票，右上角画着一朵棉花，和她当年教棉棉画的一模一样。她慢慢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厚厚的棉纸，纸上用熟悉的字迹写着：
“桂兰：
见字如棉，温柔安好。
找了你三十年，终于在‘心愿驿站’看到了你的消息，看到棉棉说你还在种棉花，还在写棉语信，我忍不住哭了，像当年在棉田边和你分别时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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