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十二点零三分，虹口公寓的空气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
窗外，夜色是深不见底的墨池，只有零星的灯火是挣扎的游鱼。
林默指尖下的电键冰冷而坚硬，他没有回应那串急促的摩斯信号，只是静静地听着。
三长两短，重复两次——“火种”协议中最高级别的警报，意味着一个核心据点已在敌人的合围之中，自毁程序即将在六小时后启动。
所有相关的潜伏人员，都必须在此之前，彻底切断联系，焚毁身份，沉入更深的水底。
他的目光没有丝毫波澜，仿佛这足以颠覆整个情报网的警报，不过是收音机里一段寻常的夜间广播。
他熟练地旋开收音机后盖，从绝缘层夹缝中抽出一张薄如蝉翼的密码纸。
加密频率表上，那串信号的来源指向一个早已废弃的坐标——老北站地下电台。
那是三年前，程兰亲手为他埋下的最后一道防线，一个只会在最坏情况下，用以传递诀别信息的节点。
真实之眼在他的视网膜上悄然开启，世界被一层数据的薄纱覆盖。
远处，那个代表着老北站的坐标点，正散发着不祥的微光。
一行冰冷的文字浮现其上：【红色·持续发射·已被监听】。
敌人已经咬住了钩子。
他没有回电，任何回应都将暴露自己的位置。
他转身从笔筒里取出一支削得极尖的铅笔，在桌上一本旧日历的背面，沉稳地写下三个数字：7、14、23。
他深知，敌人既然能截获并监听这个“最终预警”，就必然会顺藤摸瓜，追查发报人的下落。
他们会以为自己抓住了“火种”网络的尾巴，但真正的杀局，从来都不是让猎物逃跑，而是让猎人以为自己稳操胜券，从而踏入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陷阱。
清晨五点十一分，天色刚从墨黑过渡到灰蓝。
洋行大楼内还很安静，只有清洁工推着车子发出的轻微滚动声。
程兰提着公文皮包，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清脆而规律。
她没有直接走向三楼的档案科，而是在二楼的走廊尽头拐了个弯，绕行至消防通道的拐角。
那里有一个内部邮筒，用于各部门间传递非机密文件。
她看似随意地从包里取出一封信，信封上贴着邮票，却没有任何字迹，然后不着痕痕地将其投入邮筒。
这是她与林默之间最安全的“静默回应”，若林默在规定时间内收到这封空信，便代表她已收到命令，且身后干净，未被跟踪。
十分钟后，评估室的百叶窗缝隙后，林默看到了程兰的身影。
她步态从容地走进档案室，与早到的同事微笑着打了声招呼。
在真实之眼中，她头顶的状态标识清晰无比：【绿色·常规上岗·无胁迫】。
林默缓缓合上窗帘，室内重归昏暗。
此刻，他心中的两个关键点得到了确认：第一，程兰安全且行动自由；第二，敌人尚未对已知据点展开全面突袭。
那么问题就变得尖锐起来——既然敌人只是包围了那个备用电台，并未掌握核心人员名单，为何会触发只有最高层才能下达的“火种”死令？
答案只剩下一个，一个最冰冷的可能：有人提前泄露了重启老北站备用电台的应急计划。
叛徒就在内部，而且层级不低。
上午九点四十分，监察小组办公室。
林默将所有核心成员召集到会议室，表情严肃地宣布立即启动“回溯审查特别程序”。
他的理由无懈可击：“根据技术部门的监测，近期本区域出现异常通讯频段波动，疑似存在未登记的情报外泄活动。”他将一份连夜伪造的《无线频谱监测日报》投影到幕布上，图表上的数据曲线直观地显示，在过去几周的每个周日凌晨一点至一点十五分，都有一股微弱但稳定的信号从特务大楼西翼发出。
信号持续约七分钟，其频率窗口，恰好与老北站备用电台的预设响应窗口完美重合。
“这不是技术故障，也不是巧合。”林默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是有人在用我们自己的设备，向外面通风报信。”副组长张谦皱起眉头，提出质疑：“会不会是法租界那边的商业电台信号越界干扰？以前也发生过。”林默摇了摇头，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干扰信号是杂乱无章的，而这个信号，每次都精准地避开了我们的巡逻扫描周期。这说明，对方非常熟悉我们的工作流程。”他不再说话，只是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众人的反应。
他知道，真正的内鬼，不会在大的方向上反驳，但一定会在某个自以为聪明的细节上追问不休，试图将调查引向歧途，而那，正是破绽所在。
中午十二点二十六分，财政局大楼的服务器机房内，风扇的嗡鸣声掩盖了一切。
程兰以“核查部门顾问账户近期异常登录记录”为由，获得了进入薪资系统后台操作间的临时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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