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的瞳孔因那两个字剧烈收缩。
他立刻调阅了所有关于首任“顾问”周维桢的原始档案，在尘封的卷宗深处，一个被刻意用权限和时间掩盖的细节浮现出来。
一九三五年，那场决定了无数人命运的手术当日，周维桢亲笔签署的同意书末尾，用几乎无法辨认的笔迹附加了一行小字：“若意识延续成功，请允许我‘杀死’过去的自己。”
这行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林默脑中的迷雾。
他顺着这条线索深挖下去，更为骇人的事实被他从租界教会的档案库中翻找出来。
手术后仅三个月，周维桢唯一的儿子周明远，因突发“精神失常”被强行送入马斯南路疗养院。
档案记录他半年后死于镇静剂药物过量。
在林默的真实之眼中，这份泛黄的病历瞬间被深红色的警示光芒笼罩——它被至少三重加密协议封锁，并且残留着濒死者极度恐惧与被遗弃的强烈情绪。
一位老护士在附注中记录，周明远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总是在清醒的片刻反复念叨着同一句话：“父亲不要我了……他说，新人不需要旧的儿子。”
至此，一切都清晰了。
林默终于明白，“顾问”体系的传承，远非生理兼容那么简单。
它是一场残酷的献祭。
每一位候选者，都必须在心理层面完成一次对“旧我”或是“至亲”的象征性谋杀，彻底斩断与过去世界的羁绊，才能成为一个纯粹的、只为系统意志服务的容器。
周维桢杀死了自己的“儿子”，而沈仲安写下的“弑父”，指的并非血缘之父，而是他曾经坚守不渝、并为之付出一生的旧体制信仰。
他早已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前任“顾问”意志的延伸，一个没有灵魂的提线木偶。
而终结这一切的唯一方式，就是亲手摧毁这套吞噬了无数人的系统本身。
林默合上档案，停止了所有形式的审讯。
他以复查脑部数据为由，安排了一场极其私密的“私人会面”，将沈仲安从禁闭室转移至审计署地下的旧诊疗室。
这里的一切，都被林默精准地复刻成了一九三五年静园手术室的模样，从墙壁的斑驳油漆到医疗器械的摆放位置，甚至连灯光的投射角度都分毫不差。
当沈仲安躺上冰冷的金属床榻，看见头顶那盏老式无影灯“啪”地一声亮起时，他整个人开始剧烈地颤抖，仿佛陷入了跨越时空的梦魇。
林默从房间的阴影里缓缓走出，声音低沉而清晰：“你也想停下来，对吗？只是你不敢亲自动手。”
沈仲安浑浊的双眼瞬间涌出泪水，他艰难地点了点头，声音嘶哑：“每一次从沉睡中醒来，我都以为自己还是周维桢……直到听见你的声音。我才确认，我还是我。”他看着林默，眼神里混杂着解脱与期盼，“你和我们不一样……你不是继承者，你是终结者。”
林默没有回答，他从怀中取出了那枚从D7储物柜暗格中获得的微缩胶卷。
在显影灯下，胶卷中的内容清晰呈现——“净源工程”终极协议副本。
协议规定，只要现任“顾问”主动宣告系统终止，并销毁位于主控单元上的物理密钥，所有被植入神经链接的宿主，其意识深处的底层连接将即刻且永久性中断。
那把锈迹斑斑的钥匙，就是主控密钥。
林默走到诊疗台一侧，将钥匙稳稳地插入台下毫不起眼的隐蔽插槽中。
伴随着一声轻微的“咔哒”声，在他的真实之眼中，遍布整座城市的、代表着潜在威胁与控制的无数红色标记，如同春日下的冰雪，迅速消融、褪去，最终化为一片澄净的蓝色。
次日清晨，审计署发布内部通报，称高级顾问沈仲安因长期高负荷工作，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逝世。
葬礼办得异常低调，林默没有出席，只是派人送去了一副挽联，上面只有八个字：生非所寄，死得其所。
当晚，程兰的监测报告显示，所有已知的“顾问”系统关联人员，其异常的脑电波活动已全部回归正常人范畴。
就在她准备关闭系统时，一条废弃许久的加密频道上，悄然浮现出一条匿名短讯：“第七号观察站，永不重启。”
林默独自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望着窗外连绵的雨夜，将母亲那盘遗留下来的录音带轻轻放入了身旁的黄铜火盆。
火焰升腾而起，舔舐着磁带，发出滋滋的声响。
他凝视着那团橙红色的光，低声自语：“这一次，是我烧的。”
就在磁带化为灰烬的那一刻，远在数公里之外，南京路418号的废墟深处，一台被砖石和尘埃掩埋了至少三十年的老式黑色拨盘电话，突然毫无征兆地响了起来。
刺耳的铃声划破死寂，在空旷的断壁残垣间回荡。
铃声只响了七秒，便戛然而止，废墟重归寂静，仿佛那阵铃声从未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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