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坡之上，宇文肱的帅令如同冰冷的铁律，迅速传遍各营。对于前方那片混乱而庞大的二王联军营地，大晟军一改此前小规模袭扰、驱赶为主的策略，转而实施更为严酷、也更具政治意图的围而不攻。
数万大晟精锐步骑，如同沉默的钢铁森林，在联军营地外围构筑起层层叠叠的防线。营垒相连，壕沟纵横，望楼哨塔林立，强弓劲弩的寒光在阳光下闪烁。他们并不主动发起大规模进攻，但任何试图出营侦察、寻找水源或粮草，甚至仅仅是靠近防线的小股联军部队，都会遭到精准而凶猛的反击，往往是箭雨覆盖后轻骑掠阵，绝不给任何喘息之机。夜间，篝火如龙，照得营地四周亮如白昼，更有幽灵般的斥候和特种小队在黑暗中游弋，猎杀任何敢于偷越防线者。
这种密不透风的围困，带来的不仅是军事上的窒息感，更是心理上的巨大压力。联军营地内的粮食、饮水、药材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伤兵因缺医少药而哀嚎死去，士卒在日复一日的紧张戒备和绝望等待中，士气跌入谷底，哗变和逃亡的暗流再次涌动，甚至比合兵之前更为剧烈。
然而，宇文肱的目光，早已超越了眼前这座巨大的“困兽之笼”。他的战略重心，正随着李清风出征前的密令，悄然转向联军身后、那片广袤而复杂的荆襄大地，转向那些星罗棋布、坞墙高耸的世家豪强堡垒。
一批批身着轻甲、手持节杖、由文吏和精锐护卫组成的特殊小队，从大晟军严密的包围圈中悄然分出，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部分向导来自早期投诚的南方人员）和勾栏院提供的情报，如同溪流渗入沙地，迅速而隐秘地奔向各个已知的、较大的世家坞堡。
这些小队并非为了征战，而是为了传话，传达来自大晟皇帝不容置疑的旨意。
襄阳以西，邓县，顾氏别业坞堡。
顾氏本宗虽已北迁，但在此地经营数代，根深蒂固，别业由一族老顾承业主持，辖有良田数千亩，佃户数百家，更有一支三百余人的护院乡勇，装备虽不及正规军，但也是刀枪齐全，弓弩俱备，依托坚固的坞墙，堪称一方土霸王。
当大晟传令小队抵达堡门外，亮出印信文书时，堡墙上顿时一片紧张，弓弩上弦，如临大敌。族老顾承业在门楼后面色阴沉地观察着下面那支人数不多、却气度森然的小队。
使者是一名三十许的干练文官，面对墙上林立的刀枪，面无惧色，展开一份盖有皇帝玉玺和黄绢文书，运足中气，声音清晰洪亮地宣读：
“大晟皇帝诏令：荆襄之地，久罹兵祸，百姓流离。今王师南征，吊民伐罪，志在廓清环宇，再造太平。闻尔等地方着姓，素保乡里，朕心甚慰。”
开场白还算客气，但接下来的内容，却让顾承业和堡墙上的家丁们脸色骤变。
“然，国之大统，不容私兵。为免地方糜烂，生灵涂炭，亦为尔等家族长远计，特此明令：凡荆襄境内，所有世家、宗族、坞堡，自接令之日起，须即刻交出所有成建制之私兵、乡勇武装！包括但不限于：所有兵丁名册、制式刀枪、弓弩、甲胄、旌旗、及一切可用于军事对抗之器具！”
“朝廷承诺，不取尔等一分钱粮，不夺尔等一寸田宅，只收兵械，以安地方。交出武装后，尔等依旧可保宗祠，理家业，朝廷另派官吏协助维持秩序，保境安民。”
使者顿了顿，声音陡然转厉，带着铁血寒意：
“若有胆敢私藏兵甲、隐匿丁壮、抗命不遵者，一经查实，无论主从，无论亲疏，皆以谋逆大罪论处！主谋者，凌迟处死，株连三族！从犯者，尽数斩首，家产充公！ 勿谓言之不预也！”
宣读完毕，使者将诏令副本射入堡内，冷冷道：“顾族老，陛下仁德，给尔等三日时间权衡处置。三日后午时，若不开堡门，呈缴所有兵甲名册，便视同谋逆！届时，天兵一至，玉石俱焚！好自为之！”
说完，使者小队毫不拖泥带水，调转马头，绝尘而去，留下堡墙上一片死寂和顾承业煞白的脸。
不抢钱粮？只要武装？违者谋逆，族诛？！
这道诏令，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直接切向了世家大族赖以自保、甚至割据一方的根本——私人武装！没有武装的世家，就像被拔了牙的老虎，空有财富田亩，却再无任何与朝廷讨价还价、甚至自保的能力。所谓“不取钱粮”的承诺，在此刻听起来更像是一种讽刺——失去了刀把子，钱粮田宅，不过是朝廷暂时存放在你这里的物品罢了，随时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取。
类似的场景，在荆襄各地大大小小的世家坞堡外接连上演。有的世家试图讨价还价，或声称只有些许护院刀棍，并无成建制武装；有的则内部激烈争论，主战派认为应凭堡据守，主和派则认为北军势大，不可硬抗；更有消息灵通、早存异心的家族，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开始清点武装，准备上交，只求能在新朝落个“恭顺”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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